第一次批斗
过了没几天，1月3号，还是我值班。傍晚5点多钟的时候，天刚擦黑，我听见远处胡同口传来吵吵嚷嚷的声音。由于已经有了前两天的体验，我估计说不定又是哪个造反派来造反了。果然，我马上接到了胡同口值勤哨兵打来的电话，说秘书局的“红旗兵团”要来批斗刘少奇。前面说过福禄居在怀仁堂的后面，他们要进来，先要经过怀仁堂的西四院（怀仁堂的第一个院住的是李富春同志，第二个院住的是谭震林同志，第三个院住的是邓小平同志，第四个院住的是陈毅同志，叫西四院）。我们住的这个院大门口正对着西四院的胡同口，这里有一个哨兵，离我们卫士值班室有30多米远，一般有情况，会先给我们打来电话。我急忙又向警卫局报告，警卫局是这样答复的：要批斗，这是群众运动，我们也没办法，你们看着处理。
说话间，这些人正向我们这边走来，而这时少奇同志和光美同志正在餐厅吃晚饭，我赶紧拿着大衣（那时是军大衣）、棉皮鞋，带着口罩，急急忙忙地跑进去了。当时我很慌，一边帮少奇同志穿棉皮鞋，一边说：“秘书局的群众组织斗你来了，外边很冷，快穿上吧。”因为是冬天，一感冒就麻烦了。光美同志还没吃完饭，见我这样，忙说：“小贾，别着急、别着急，沉住气，慢慢来。”她见我手也颤悠，系鞋带都系不上了，就赶紧安慰我，稳定我的情绪，实际上她比我还着急：到底来斗什么？怎么个斗法？谁也不清楚。这时我就采取拖延时间的办法，帮他穿上大衣，戴上帽子。因为他是假牙，每次吃饭后都到卫生间洗牙齿，正要到卫生间去洗牙时，秘书局的人已从西门进到了院子里，结果这次也没有洗成，就从餐厅走到了院子里。光美同志也来不及穿大衣了，一起站在走廊的门口上接受批斗。这就是有史以来作为党的副主席、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同志第一次被批斗。这时已有二、三十个人进到福禄居的四方小院里，站在那里高喊口号：“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打倒刘少奇！”。
这时天已经黑下来了，严冬里的阵阵冷风吹得人浑身发凉。一开始他们叫少奇同志背诵毛主席语录，背不上来就扣帽子起哄：“你反对毛主席！”“你不学习毛主席着作，就是反对毛泽东思想！”接着他们提出几个问题叫少奇同志答复：你为什么说“四清”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交叉？你为什么反对毛泽东思想？”少奇同志坚定地说：“我从来没有反对过毛主席，从来没有反对过毛泽东思想。”少奇同志还进一步解释说，学习毛泽东思想应该是领会其精神实质，而不是死记硬背。听到这里，造反派大声斥责，说是“放毒”，是对毛主席不忠！又继续围攻了一阵儿，最后造反派勒令少奇同志：每天看两次大字报，上午一次，下午一次，在中南海。少奇同志和光美同志由此开始每天晚饭后去怀仁堂门前的广场上看大字报。大约40分钟后，这个“红旗”造反兵团才撤回去。他们限少奇同志在几日内会背毛主席的几条语录。从此以后，我们就用大张的纸抄写了不少毛主席语录，贴在餐厅、走廊、书房等处。后来我们知道，这个所谓的“红旗兵团”是戚本禹（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一手控制的。
大字报作为政治斗争的特殊产物，到了文化大革命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它不仅成为造反派标榜自己的所谓战斗武器，也是对老一代革命家进行攻击谩骂的惯用手段。记得有一次跟少奇同志和光美同志出来看大字报，碰到了陈毅同志和张茜同志，只见双方相互点点头算是打过招呼，然后就默默无语地在一块儿看。很多大字报攻击、诽谤性的语言，令两位首长非常气愤。
少奇同志和陈毅同志可以说是一对患难与共的老战友。抗战时期，皖南事变后，党中央重组新四军，派少奇同志出任政委，从此，少奇同志与担任新四军军长的陈毅同志在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战友情。和平年代住进中南海，两位开国元勋又成为近邻，见面后本应有一些属于人之常情的问候交谈，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在当时高压的环境中，两位老战友都相继失去了人身自由。那时见了面，也只有点头示意，话都不能多讲。就是这一次偶然的碰面，也有人报告了上去，造反派于是提出，给他俩把看大字报的时间岔开，不能叫他们接头！陈毅看大字报规定一个时间，刘少奇规定一个时间。刘少奇只能晚上去，白天不能去。从此俩人就再也没有碰到过。
所谓“智擒王光美”
文革初期发生的所谓“智擒王光美”事件，是当时的造反派颇为津津乐道的一件事，在北京、在全国煽动性都很大。实际上这是清华井冈山兵团造反派头头蒯大富他们设下的一个圈套。
1月6日，也就是在第一次批斗少奇同志后的第三天，下午5点钟左右，我正值班时，电话突然“嘀铃铃”地响起来。拿起一问，对方说是北京市第二人民医院的，说刘平平放学回家途中，叫汽车把腿轧断了，需要家长速来签字做手术，不然的话，生命后果自负。放下电话后我心里半信半疑，但关系又很重大。告诉光美同志吧，当时少奇同志正处在被批斗的情况下；不对她说吧，一旦真的平平把腿锯掉一条，自己又担不起责任。于是就和也在值班的刘秘书商量了一下，我建议叫就要来接班的李太和同志先去探探情况，之后再报告光美同志。叫来太和，把电话里的情况跟他说清，他很快就骑车去了。随后我就去伙房告诉厨师郝苗同志准备晚饭，同时告诉他平平的事，郝苗把晚饭备好后，和源源一起去了医院。
第二人民医院离中南海也不远，出西门，往前走到绒线胡同就快到了。呆了一刻钟左右，李太和把电话打回来了，我刚接起电话问：“你是太和吗？”他说：“是，我是太和。”接着就听电话被扣了，我想这是怎么回事？一会儿，对方有人拿起电话接着问：“你是刘平平家吗？”我说：“是。你是哪？”对方说：“第二人民医院，我是护士。”我问：“什么事？”“刘平平要做手术，要王光美马上来签字。”我说：“我们去了一个同志叫李太和，你叫他接电话。”对方说：“李太和现在正守着刘平平呢，刘平平老闹，不听医生的话。”弄得真真假假的。
因为这时走廊里门都开着，那时电话铃特别响，光美同志特别注意这一点，有响声她都能听到，尽管不知说些什么。这时少奇同志和光美同志就走了过来，问是什么事？我刚接完这个电话，就将上述情况告诉了光美同志，光美同志一听这消息就惊呆了，眼里噙着泪花，一时竟不知如何是好。我马上强调说等太和同志的电话打过来后再确定去与不去。尽管如此，我还是向警卫局值班室打了电话通报情况，而且请司机备车，做去医院的准备工作。
这时少奇同志在走廊里发火了，大衣也没穿就说：“马上去医院，马上走。不能因为我让孩子跟着受罪。我犯了错误，不能株连孩子，株连任何人都不是共产党的政策。我的事儿，跟孩子无关。”光美同志有点犹豫地说：“可是总理给我们留过话，叫我们不要离开中南海啊！”少奇同志生气地说：“都什么时候了，还顾那么多，你不去我去！”其实，光美同志何尝不是心急如焚呢？这时候车已备好，我叫上另一位卫士小于，给少奇同志穿上大衣，戴上军棉帽，又戴上了个大白口罩，就坐上车直奔医院去了。看得出这一消息对少奇同志打击很大。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少奇同志工作繁重，为国家的建设发展可谓呕心沥血，殚精竭虑，与孩子们真正在一起的时间并不是很多。但他对自己的每个孩子都很关心爱护，严格要求，对他们的健康成长有一种严父的慈爱与关怀，这在许多关于少奇同志教育子女的文章中特别是少奇同志子女的回忆中都有深刻的反映。这次在他遭批斗的时候，平平出事，就更感沉重和难过了，特别是平平这孩子思想活跃，聪明有才，学习也相当好。一进第二医院的第一道门，就看见在走廊的东侧摆着一个大棺材。一下车，我和小于走在少奇同志的两侧，光美同志跟在后面。这时李太和同志说了一句：“你们受骗了！”源源接着说：“妈妈，人家是捉你的！”光美同志反应特别快，一看有红卫兵，立即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挺身上前说：“我是王光美，有事冲我来，与别人无关。”同时一拨拉我们，我和小于架起少奇同志，连拉带拽就往外跑。少奇同志此时才反应过来，我说赶快走，赶快走。这时红卫兵上前就把光美同志围住了，还没有人发现少奇同志，等有人反应过来，我们已经上了车，很快就回到中南海了。等我们回到中南海，向警卫处值班室报告时才知道，我们走后，周总理命令警卫团的一个中队三卡车士兵去第二医院营救少奇同志，我们赶在其前安全地回到了家里。
一听说光美同志被清华井冈山给揪走了，总理又派他的秘书孙岳到清华去交涉，一定要当夜放回光美同志，但造反派硬是不放。最后达成协议：可以开批斗大会，但只能文斗，不能武斗。实际上这是不现实的。第二天他们又派人来要光美同志的衣服，而且专门要出国时穿的旗袍，最后没有答应他们。
第二天，1月7日清晨，清华井冈山的小报发到北京的大街小巷，通篇内容就是题为“智擒王光美”的详尽报导。同样，这场骗局和随后的批斗也是在江青一伙指使下干的。其后，造反派又多次组织批斗光美同志，实际上都是针对少奇同志采取的毒辣手段。在江青、陈伯达的直接操纵下，4月份在清华举行的30万人的批斗大会上，一伙人拳打脚踢，强行给光美同志穿上旗袍，戴上用乒乓球串成的项链，极尽侮辱之能事。光美同志不为淫威所屈，坚持原则，对诬蔑少奇同志的许多不实之辞，都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据理力争，使气焰嚣张的造反派理屈词穷，极为尴尬。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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