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林彪理论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少奇同志虽然名义上还保留政治局常委职务，实际上已经离开领导岗位，不再过问中央工作。当时处理中央日常工作的常委碰头会，已经不通知他参加。有关文件、接见等，一概也都停止了。这时还作为内部矛盾处理，还在“挽救”。这期间，还多次召开中央政治局生活会议，对少奇同志等进行“批评帮助”。
我记得有一次，会议从下午三点一直开到晚上八九点钟，没吃饭。散了会以后，我在大会堂的东大厅外接他。出来以后我问：“这么晚了，咱们回家吃饭吗？”少奇同志没说话，径直往西走，一直走到林彪当时住的河北西厅，我跟着也就进去了。推门一看，林彪正在沙发上坐着，也是刚进屋。屋里窗帘拉得很严，都是比较暗的灯（林彪怕风、怕光）。我考虑这么晚了还没吃饭，看他心情也不太好，就走出来跟大会堂的服务员要了一杯牛奶、几块儿面包，并叮嘱不要甜的，因为少奇同志有糖尿病。平时都熟悉，大会堂的服务员很快就给我拿来了。拿了以后，我就端进去了。我说你先喝杯牛奶。这时少奇同志根本没有考虑我让他吃饭的事儿，只听他正跟林彪说：“我有错误、有缺点，但我的问题在政治局常委会生活会上已经解决了。为什么在这次会上还纠缠不清？……”这时候，我放下牛奶、点心就出来了。因为我们有纪律：不知道的不能问，知道的不能说，不能跟任何人讲，身边工作人员之间都不能互相说，这是作为警卫人员和机要人员首要的纪律。一直到1979年中纪委要平反了，这句话才说出去。
在此之前，为了顾全大局，少奇同志对有关他工作中的“错误”的指责可以说采取了违心接受的态度，对强加给他的“路线错误”、“违反毛泽东思想”之类的罪名，虽然也想不通，但仍表示接受，并多次主动检讨，承担责任。少奇同志善良地以为，经过前一时期政治局常委会上的检讨，自己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他没有料到，江青、林彪一伙已经对他伸出了黑手，而且是要置他于死地而后快。而一段时期以来，他与毛主席在指导思想上的一些分歧也使两位革命战友之间的情谊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
“闲居”的日子
秋天的中南海应是很美的，湖水清波荡漾，堤岸垂柳依依，绿树红花掩映着曲径通幽的亭台楼阁和典雅宁静的四合院。少奇同志居住的地方叫福禄居，是一所宽敞的四合院。院中有两株高大的海棠树，每到春天来临，海棠花儿盛开，繁花似锦，格外绚烂，令人赏心悦目、神清气爽。秋天，海棠树果实累累，压满枝头，更是带给人一种特别的喜悦。但进入1966年的秋季，中南海里似乎蒙上了一层随处可感的阴霾，海棠花儿也失去了往日的光彩。这种阴沉的感觉，它不仅仅是季节的，更是一种早到的政治上的寒意。
这一时期，离开领导岗位的少奇同志，从一直繁忙、奔波的工作状态中一下子闲了下来，显得很不适应。这中间也曾出席一些会议，当然主要是去做检讨。10月1日国庆节，少奇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庆祝活动，这也是他最后一次登上天安门。
在家中的时候，少奇同志绝大部份时间是在看书，或翻阅以往的文件，有时还会看到他倚坐在藤椅上静静地沉思，似乎在寻找着不解的答案。烟也抽得更勤了，每次按电铃叫我们进去时，烟灰缸里都积满了厚厚的烟灰。对习惯于除了睡觉、吃饭外就只知工作的少奇同志来说，这种“闲居”让他感到痛苦难耐。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他能有较多的时间和家人、和孩子们接触了，特别是刚刚6岁的最小的女儿小小。看书时间长了，光美同志就会劝说少奇同志出来，领着小小，在福禄居的院子里走一走，散散心。几年来与少奇同志朝夕相处，随护左右，我们已经习惯了他与常人不同的紧张的工作和生活节奏，还有随时可能的出行。而这时，我们更多地是在福禄居这个小圈子照顾他的起居。我看到这一时期的少奇同志面容常有挥之不去的忧戚和苍凉，头发也全白了。只有天真烂漫的小小奔跑在他的左右，大声呼喊着他时，少奇同志的脸上才会现出少有的笑颜，一种作为父亲的慈祥和怜爱。就是这种天伦之乐，也并不能完全冲淡少奇同志心底的忧思和沉重，况且这种欢乐又是那样的短暂，很快被接踵而来的狂风巨浪吞噬了。
1966年的10月，在由毛主席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林彪、陈伯达之流对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进行点名批判，提出了所谓“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从此，“批倒批臭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砸烂刘、邓黑司令部”成了造反派的行动口号。这一批判运动也由学校迅速铺展到社会，并愈演愈烈，到1967年的新年开始，变成了对少奇同志的公开的围攻进而揪斗。
就在出席工作会议、遭到点名批判的同时，少奇同志还是对所谓的“路线错误”承担了责任，进行了检讨。虽然已深知自己无力扭转当前的局面，但是他还是想通过自己承担责任的方式，使一大批久经考验的老干部不因他而受到牵连。他善良地希望，通过这种努力，使已对社会造成巨大危害的文化大革命能够早日结束。作为少奇同志身边的工作人员，我们更是盼望少奇同志能够早日过关，早日回到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上来。我们也期盼着主席能出面说话，把处于困境中的少奇同志解脱出来。
虽然已身处逆境，更多的时间是困守家中“闭门思过”，但少奇同志仍时时刻刻关心着外面的世界。眼见着林彪、江青、康生一伙上窜下跳，得志猖狂的嘴脸，耳听着一批老将、老帅不时被诬陷、被打倒的恶耗，还有社会上到处打、砸、抢成风，甚至武斗闹出人命的惨剧，少奇同志忧心如焚、坐卧不安。他不知道，一只黑手正向他袭来，一个巨大的网已经向他张开了，很快，他的善良的愿望被撕得粉碎！
第一次在中南海写大标语
1966年的冬天显得格外阴冷和漫长，凄厉的北风响过，大地一片萧瑟。中南海里也是湖水冰冻，枯枝零落。福禄居院中的两株海棠树也早已褪去繁华，迎风而立。新年的钟声响过，对很多人来说，它带来的不是辞旧迎新的喜悦，而是对未卜的前途的担忧，是一场噩梦的开始。为国事焦虑而又身不由己的少奇同志又等来了什么呢？
我永远忘不了1967年1月1日新年这一天。这天我值班，具体说是66年12月31日值的班，一直到67年的1月1日。如果说在此之前少奇同志在党内被批判，被降职，对我们确实是一种很大的震动，但我们还心怀希望，盼望着很快能有转机，那么67年新年第一天发生的事，则让我感到震惊和不安。
那时中南海里有个电话39局，那里的工人成立了一个造反队，起名叫做“6711战斗队”，从名字上就可以看出它是颇具寓意的，或者说是早有预谋的。这天早晨还不到5点钟，严冬里的冷风还未刮破黎明的黑暗，突然响起一阵急促和“咚咚”响声，我起身一看，只见有两个人正在敲我们值班室的北面窗户（我们这个值班室就在少奇同志办公室的边上）。因为都是中南海里的人，他们进来之前我接到了胡同口警卫室打来的电话。
面对不速之客，我警惕地问：“你们是哪的？来干什么？”
对方一扬脖子答道：“干什么？我们要造反！要写大字报。”
在我的追问下，他们报出了具体单位。没有接到任何通知，就擅自闯入中央首长家中造反，这可非同小可。
我说：“那不行，我得请示上级领导。”
对方不耐烦地说：“你可以请示，但得快点儿。”
于是我马上请示中央警卫局值班室。当时我打电话报告说39局总机来了几个工人，要到刘家来造反，怎么办？
值班室的人问：“他们要干什么？”
我说：“他们要写大字报。”
“你等一下，我请示了以后再答复你。”
过了几分钟警卫局值班室打来电话：“只可以在院里，不允许进屋。”
因为少奇、光美同志还没有起床，我把这个通知告诉来人：“你们只允许在院里，不允许进房间。”
“可以。”说着这几个人就往里走。
前面说过，少奇同志住的这个院子叫福禄居，在怀仁堂的后院，具体说是怀仁堂后草坪的北面，福禄居与怀仁堂的后草坪中间有一道墙。我们值班室是从西边胡同走进来最西边的一间房子里，通往东边少奇同志办公室及卧室有一道门，平时我们把它锁上。所以要进院里，必须要经过我们值班室的这个门。这时他们通过值班室南边的会议室走廊，进来了四五个人，提拎着墨汁、拿着大排笔，直接在院子里的地上写，不是大字报，是大标语。写完之后，我一看，大吃一惊！赫然闯进眼帘的是：“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
歪歪扭扭的字体中，只见那个“奇”字格外刺眼：“大”字写成了一个犬尤，“可”字写成一个句字，乍一看是个“狗”字。把“奇”字丑化，实际是对少奇同志进行人身侮辱。另外还有一条“谁反对毛泽东思想绝没有好下场！”写完后，几个人又往少奇同志的卧室张望了一会儿，然后扬长而去。
公开提出“打倒刘少奇！”这在中南海里还是第一次。这也可以说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在中南海写的第一条打倒刘少奇的标语。在此之前，还没有在报纸上公开点名，尽管他的领导人位置名次靠后了。面对这种恐吓性的侮辱性的标语，我感到震惊和不解：“想不到，堂堂的国家主席，居然顷刻间就以近乎玩闹的形式说打倒就打倒了！虽然这只是几条标语，可谁知道以后还会发生些什么事呢？而这些工人又是靠了什么公然到国家主席的住地来造反呢？
不多时，少奇、光美同志起床后来到院里，围着标语看了一下就去吃早饭了。看得出，他们的心情并不轻松。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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