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家
要说以前的批斗还只算是前奏，那么第三次批斗就是高潮了，发生在1967年7月18日，这时候已是炎炎夏日。这次明里批斗，暗里是抄家。
7月18日早晨，我们去食堂吃饭时，看到了中南海造反队贴出的海报，要召开批斗刘少奇大会，地点在西大灶。西大灶是中南海工作人员的一个食堂。当时一个东大灶（在海的东岸），一个西大灶（在海的西岸）。西大灶离福禄居很近，我们吃饭都到西大灶。
这天上午，警卫局办公室主任武建华通知我们：今天晚上开批斗刘少奇、王光美大会，你们出一人发言，批判王光美。并要我们立即赶写批判发言稿。临近晚饭时，秘书局、电话39局的十几个人进到卫士值班室，叫我们一同去少奇同志办公室。进了办公室他们向少奇、光美同志宣布：今晚开批斗会，你们去参加。李太和同志和刘秘书值班，我跟少奇同志去西大灶参加批斗会（因为不管怎么说他还是常委，不管位置排在第几位，在中南海里活动，就可以跟着一个卫士，只要一出中南海就是两个卫士），李智敏、于云德同志跟光美同志去西楼大厅接受批斗。临走前造反派中的一个人向光美同志要办公桌上的钥匙。光美同志说：有机要室的同志才能交出钥匙。于是她把少奇同志办公桌上的钥匙交给了机要室的人。
西大灶的斗争会由武建华主持。下午6点钟左右，当我随着少奇同志走进会场时（当然还有其他人押着我俩走进会场），屋里已经坐满了人，大约有四百人左右，都是中南海警卫局、秘书局、39局的。这次大会上批斗得相当残酷。
我把少奇同志送到会场前面，他站在那里接受批斗，就叫我站到他一侧了。进入会场时，他们呼喊着“打倒刘少奇！”“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的口号。批斗会进行了一个多小时，不时有人叫少奇同志低头，还有人叫他弯腰坐“喷气式”，但他没有弯腰，只是低着头，站在那里听他们发言。正值酷暑热夏，虽已是傍晚，西斜的阳光仍强劲地直射在西墙通体的大玻璃窗上，而少奇同志就站在西大灶的西墙窗下，面朝东正对着造反的人群。不多时，少奇同志出了很多汗，半袖的确良的衬衣都湿透了，汗滴答滴答地往下淌。我就在他旁边，这时我给他递了一块手绢，说：“你擦擦汗。”他都不敢接。我说：“没事儿，你擦一擦。”少奇同志拿起手帕刚要擦头上的汗，有人喊起来：“刘少奇把手放下来”，后来不知是谁冲上来，“啪”地把脑袋一按，这一按少奇同志就再也直不起腰来了，只好低头在那听着。这次批斗会斗了1小时40分钟，最后在一阵“打倒刘少奇！”的口号中散了会。这时的批斗说实话还批不出什么名堂来，因为尽管中南海的工作人员分成了两派，但从思想上还不是太明确，无非还是颠来倒去的那几个问题，什么反对毛泽东思想啦，走资本主义道路啦等等，再有就是围攻起哄，而且这次动用了武力。我记得批完以后，汪东兴的司机李和还说，这要在外面早就把他们推下台来了，这根本不行。意思是气氛不够。我搀着疲惫不堪的少奇同志回到家里，已是晚上8点钟了。一进办公室、卧室，我们都大吃一惊：到处都是乱七八糟，满地的衣服、报纸乱扔着。听李太和同志说，秘书局的人来“清理文件”，以此为借口实际上是抄家，他们把所有的房间和箱子、柜子以及光美同志的衣服皮箱都打开翻了一遍。走时还把工业券和钱扔得满地都是。太和说：“我又一点点地收拾起来，简直不像话，对我们也怒目相待。”一问刘秘书，他的办公室也给抄了，所有的保险柜、机密文件全都给弄散了。安排少奇同志睡了觉，我回到宿舍一看，我们的房间也没幸免，一些照片及私人物品不见了踪影。这一次造反派采取了阴阳两套的做法，明里是批斗，暗地里抄了国家主席的家。后来知道，这次批斗是江青、康生、陈伯达乘毛泽东、周恩来不在北京之机直接决定的，事前进行了周密的策划和部署。
少奇同志回到家里，在他的宿舍门口，从此站上全副武装的解放军哨兵，开始日夜监视。光美同志被批斗回来，就再也没有叫她回原来的宿舍，而是住到本来是外婆和孩子们住的后院的一间屋里，并由39局和警卫局服务科的女同志“监护”起来。从此，少奇同志、光美同志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被分别软禁在中南海“福禄居”的前后院里，近在咫尺，却不得相见，连子女也不准见面。这是林彪、江青一伙给少奇同志精神上最残酷的打击。之后少奇同志曾多次问过我们，光美同志在哪里？我对他说：就在后院里。我们经常看到少奇同志在他的办公室或卧室的北窗户处，向后院里张望。从他焦虑的目光，不安的神情，我感觉得出少奇同志是在担心着光美的安危――一段时期来，她不仅与自己一同遭受批斗，遭受谩骂，还多次被强行带走，在大庭广众之中受辱。在这种恶劣的政治气候下，他担心自己的妻子有一天会一去不回。因此，他想证实自己的妻子是不是真的还在离自己不远的地方，他希望能看到她，哪怕是一个背影也好。但令他万分失望的是，在专案组的严密监视下，他什么也看不到。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停发了少奇同志的《参考消息》和部份地方报纸。保健药品被停止了，安眠药品也从此由医务人员控制使用。长期以来，少奇同志需服用大量安眠药才能入睡，突然把药降了下来，给他睡眠造成很大困难。被软禁后的少奇同志走到哪里，武装哨兵就跟到哪里。吃饭时跟到餐厅，睡觉时哨兵站在卧室门口，就是上厕所也要跟到卫生间，总之寸步不离。连我们这些工作人员也受到哨兵的监视，所以一般情况下，除了我们正常的工作外，很少去接近少奇同志。有时哨兵按电铃，叫我们去处理他们处理不了的事情。他们对少奇同志实行了法西斯式的专政。
“揪刘火线”与八·五批斗
1967年6月以后，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煽动下，以北京建筑工业学院“新八一战斗团”为首的各大专院校战斗队陆续在中南海西门外安营扎寨，设立了“揪刘前线总指挥部”，各院校在府右街搭起帐篷、小木屋等临时建筑。外地来北京串联的造反派组织也纷纷加入这一行列。临建小屋的四周贴满传播各地批斗成果及新动向的大小字报，满街都是丑化刘少奇、王光美的画像、标语，他们还用高音嗽叭冲着中南海日夜呼喊，形成喧闹一时的所谓“揪刘火线”。
“新八一战斗团”写给少奇同志一个勒令信，要少奇同志去建工学院检查。少奇同志见到勒令信非常气愤，他搬出书架上的《宪法》大声地质问，“是谁罢免了我的国家主席？为什么向我勒令？”对这些置最基本的法律于不顾的恶劣行径表示了压抑已久的愤慨。
1967年的8月5日，为纪念毛主席“我的一张大字报”问世一周年，号称100万红卫兵要在天安门广场召开批斗刘邓陶大会。这次批斗也是中央文革小组直接指挥的有组织行动。8月5日这天，按照造反派的意思要把刘邓陶揪出中南海批斗，最后实际上是在中南海内批斗的。天安门是主会场，刘、邓两家各设了一个分会场，高音喇叭线分别和天安门的连着。
8月5日下午两点半后，中南海造反派来了几个人，从办公室里把少奇同志叫出来，押着他出门，进了西院的大门。西院里大约有三百多人。
这次批斗从下午三点多钟开始，批了两个多钟头。光美同志同时在西院里挨斗。“中央文革”的曹轶欧和戚本禹的秘书王道明等人坐镇指挥，批斗大会比“7·18”那次更厉害了。
少奇同志被押进会场时，途中人们拥挤不堪，不断地呼喊着“打倒刘少奇！”的口号，还有的人把拳头伸到少奇同志面前喊口号。随着就是光美同志被押进会场。少奇同志站的靠北面，光美同志靠南面，都是面向群众。把他俩押进会场后，王道明在我们卫士值班室给主会场打了一次电话，开始主持开会。他讲了几句话之后，就是造反派的代表批判发言。除了进会场的场面以外，会议开得比较“文明”，有解放军，有中南海警卫团的维持秩序。批斗会进行了一段时间，“中央文革”来督阵的人嫌火力不猛，气氛不够，突然宣布休会。有人押着少奇同志和光美同志分别进屋“休息”，少奇同志被押到他的书房里，他要了一杯开水喝，光美同志被押在卫士值班室的外屋里。王道明对会场进行了整顿和动员。不一会儿少奇同志和光美同志又被押进会场，发言的人说了没有几句，会场就乱起来了。原来坐在前面的人站起来了，后面的人拥挤到前面，对着少奇、光美同志就是拳打脚踢，有的按着他俩的脑袋，叫他俩低头，有的干脆揪住少奇同志的头发，按住少奇同志的腰，又把胳膊反背到后面，叫坐“喷气式”。这时，不知是谁把大字报撕下来，中间弄了一个洞套到了少奇同志的脖子上。摄影机的镜头对准这个场面哗哗地拍。摄影机越响，围斗的人就越是闹得厉害，这个一拳，那个一脚，劈头盖脸打在少奇和光美同志的身上。少奇同志的鞋被踢到一边去了，只好赤着脚在那里挨斗。在一片混乱中，警卫人员也没办法了，我记得是来了十几个解放军，把他两个和围斗的群众隔开了。这时少奇同志已是筋疲力尽，身上半袖的确良汗衫早已湿透了。也就在这个时候，光美同志和少奇同志站到了一起。面对失去人性、仍在咆哮的造反派，只见光美同志紧紧地抓住少奇同志的手，俩人紧紧地依靠在一起。他们在传递着彼此间的牵挂与安慰，同时更传递着一种鼓励与信念：面对凌辱，绝不退缩！直到造反派又冲上来，生生地把他们分开！散会后，我在值班室门口搀着少奇同志回办公室，走路时，他每抬一下腿都很吃力。进办公室后，他坐在靠西墙的单人沙发上，一只手托着脸，满脑袋的头发被揪得直直地冲着天空。我正要给他倒杯水，这时摄影机在办公室门口对着他，又是哗哗的一阵响声，意思就是要拍那个“狼狈”劲儿。忙活了一阵儿之后，这些人才撤走。这次批斗之后一直到少奇同志被迫害致死，就再也没有和家里的亲人见过面。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SinoCa.COM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