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主席的困惑
翻开1966年6月1日的《人民日报》，人们都不会忘记发表在显着位置、赫然刺目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以极富那种所谓时代特色的高亢语调和攻击性语言号召人们“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傍晚时分，人们又从广播中听到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写的气势汹汹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这篇社论和大字报的出现，不但使中国的老百姓惊诧莫名，也使主持一线工作的少奇同志、小平同志和周总理深感意外。因为这两篇东西都是在他们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由陈伯达、康生一伙直接操纵出笼的，毛主席没有通过少奇同志等中央政治局常委，就直接下令将康生送来的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向全国广播。随之，全国各报刊、广播电台又连篇累牍地发表煽动性的口号、社论、消息，一时间，一种充满火药味的异样气氛迅速弥漫开来，造反浪潮迅速蔓延，文化大革命由此拉开战幕。
在康生、江青一伙的险恶阴谋下，高等院校成为这场运动的策源地和重灾区。往日书声朗朗、清幽宁静的校园顿时喧闹起来，“造反有理”成为还处于成长期的相当多的年轻人极易接受的新的人生信条。人人不甘落伍，争当冲锋在前的战斗小将，埋头读书学习，被看成是思想落后保守，不求上进的表现，遭到耻笑。一种似乎是潜在的狂热被激发出来。“砸烂”、“打碎”、“横扫”，成为那个时期最流行的语汇和实际的行动纲领，极具杀伤力和破坏力。其后更是形成了文革中蔚为景观、也是最具象征性的红卫兵组织。南下北上大串联，誓死保卫毛主席，成为他们心中一种神圣的壮举。其他战线也无一幸免，很快出现混乱局面。打、砸、抢成风，派性武斗导致无数无辜群众命丧黄泉。风潮席卷整个神州大地，从此国无宁日。
这时各大院校纷纷成立了战斗队、造反兵团，有的虽还没有成立，还是成班、成系的建制，但这种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我记得当时在北京地区最早形成两派组织的北京建筑工程学院有几个学生，把他们学校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写成一个简报送到中南海，要求给少奇同志看。时至初夏，天气闷热，一天晚上，少奇同志告诉我，要到北京建工学院去看看他们的大字报。当时是新任的北京市市委书记、市长李雪峰陪着去的。
建工学院当时在北京东郊一带。我们吃过晚饭去了以后，天已经快黑了。走进学校的大门，只见灯火通明，院子里已经横七竖八地拉起了电灯。道路两侧，教室楼前，到处是用木头和席子搭起的架子，上面贴满了大字报、大标语、红的、绿的、白的、黄的，五花八门，连成一片。最常见的是对教授专家的攻击漫骂，也有对立的造反派之间的相互争斗，相互攻击。不过这时感觉还算有秩序，还没有彻底大乱。在略显昏暗的灯光下，少奇同志放慢脚步，认真观看，不时眉头紧蹙。不多久，就被学生们发现，围拢了上来。学生们要求少奇同志讲话。于是，少奇同志就站在贴满花花绿绿大字报的木架子前讲：我是来看大字报的，是来学习的。少奇同志大致讲了他对目前形势的一些看法，他希望分成两派的同学团结起来。其中特别讲了一个观点，他说：“你们在运动当中，要注意保护少数，有时候真理在少数人手里。”建工学院的一部份同学听了他这个观点很受感动，纷纷向少奇同志投去敬佩的目光，有的还在底下交流：对，说得有道理。我记得离开的时候（前后也就一个小时，因为被发现以后，工作就不好做了，就动员他不要再看了），临上车，有部份同学簇拥着少奇同志的汽车，一边向少奇同志招手致意，一边高喊了一句：“刘少奇万岁！”这件事后来叫中央文革的人知道了（可能简报就上去了），更加重了对少奇同志的嫉恨。
这期间，少奇同志还利用夜深人静的时候，先后到运动势头很猛的北京大学校园和清华大学校园看他们张贴的大字报，进一步了解情况，调查研究。这时，乱批乱斗的势头已经愈演愈烈，许多教授、专家及学校领导被当作坏人揪出来示众，有的给戴上纸糊的高帽子，甚至罚跪、随意抄家的现象也开始出现。学校领导班子已不能正常开展工作，基本陷于瘫痪。从学校回来的孩子们嘴里，少奇同志也了解到一些可怕的情况。对运动初期显露的这种混乱和过激的苗头，少奇同志深感忧虑：如果听任这种苗头发展下去，局势将不可收拾。
向北京市大中学校派驻工作组曾是文革初期少奇和小平等领导同志为稳定当时的混乱局面所采取的一个果断的措施。尽管这一举措代表了大多数同志的意见，也向仍在外地的毛主席汇报过，在最初的实际工作当中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中央文革小组支持少数学生反工作组，进而写大字报，特别是后来主席表态：工作组一不会斗二不会改，只会起阻碍运动的作用以后，工作组就都撤了回来。但此后继续遭到主席的严厉批评，成为少奇等领导同志所谓镇压学生运动的一大“罪状”，进而直接导致了少奇同志政治生命的完结。
从看大字报开始的感性体验、调查研究，到对一哄而起的乱揪乱斗派驻工作组进行治理，包括出访归来后有关对文化革命问题“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多次自我批评，可以看出少奇同志是在尽最大的努力跟上形势的发展，跟上主席的步伐，努力想使主席号召的文化大革命能够顺利地开展，正常地进行。可在思想深处，他似乎又有些力不从心，很难与主席合上拍。非但如此，还往往事与愿违。他没有看清的是，他们的工作初衷与毛主席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设想和斗争策略相去甚远，甚至是大相径庭。
7月29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有1万人参加的北京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少奇同志、小平同志和周总理都出席大会并讲了话。他们在讲话中都说明派工作组是中共中央决定的，代表中央承担了责任。就在这次会上，我记得少奇同志讲：“文化大革命究竟怎么搞，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怎么革，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
面对上万双热切、期待甚至还有些稚嫩的目光，少奇同志没有慷慨陈词，为文化大革命加油助威，而是用平实的语言坦陈了自己的心迹，当时引起的震动和惊愕是可想而知的：作为国家主席、党的副主席，作为毛主席最为信赖的战友和接班人，文化大革命竟不知道怎么搞？！这太让人吃惊了。要知道，在这样的公开场合，用这样的方式讲话，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或者说是困惑不解，无疑是需要相当的勇气和胆量的。我也向少奇同志投去惊疑的目光，我看到的是写在他脸上的真诚，还有一丝无奈。他不想用冠冕堂皇的语言来应对这些渴望得到指点、得到鼓励的师生们，他只有实话实说，直言相告。虽然不得不站在领导“文化大革命”的第一线，但他也在千方百计、花尽心思地领悟、理解中，但至今仍没有找到准确的答案。而实际上，当时又有多少人能够清楚明白，文化大革命的意图究竟何在？究竟要达到一种什么目的？也许只有毛主席自己明白。
少奇同志更没有想到的是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使他首当其冲，惨遭厄运。在随之而来的天下大乱中，自己瞬间就成为了被批斗的对象，被革命的对象，栽赃、诬陷、揪斗接踵而至，以古稀之躯，遭受了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摧残与迫害，仅仅三年的时间，就在孤寂与病痛中含冤辞世。
毛主席的大字报
1966年8月5日，正在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炸响了一颗重磅炸弹：毛泽东写了“我的一张大字报”。这种行动本身既表明他对文革运用大字报这种形式的一种首肯，更成为他决心在政治上同少奇等领导同志决裂的一个严重步骤。今天我们重读此文，仍会很快地把我们拉入文革初期的历史氛围。在这篇题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短文中，毛泽东尖锐表达了他对当前形势的看法：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
今天我们来看，这不仅明显地主要针对以少奇同志为首的派工作组的中央领导人，而且明确提出党中央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这就把党中央内部关于如何搞“文化大革命”，以及1962年以来工作指导方针上的某些分歧，都说成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而且措辞是如此的激烈。
从这次会议的历史记载中，我们还可以了解到，在8月1日召开的大会上，少奇同志在向全会报告了八届十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关于国内、国际问题的重大决策和重大措施，重点汇报了前一段中央指导“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后，对派工作组一事，少奇同志主动承担责任，检讨错误。8月4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临时改开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历数从前清时代到北洋军阀再到国民党，都是镇压学生运动的，现在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他气冲冲地批评了少奇等领导同志“镇压学生运动”的“路线错误”，说不准串联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转天8月5日，即“炮轰司令部”，拉响了“两个司令部”斗争的惊天雷。
就在8月4日下午的会议上，针对毛主席“你在北京专政”的指斥，少奇同志也进行了辩驳，讲了他的有名的“五不怕”，即“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这一方面体现出少奇同志性格中耿直和刚烈的一面，更是他对当前形势急切忧虑的真情流露。这显然招致了毛主席的强烈不满。〔据高文谦《晚年周恩来》一书记载，“面对毛泽东劈头盖脸的斥责，刘少奇开始还能沉得住气，连连检讨，表示他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要负主要责任。但毛却不依不绕，继续指着刘的鼻子连责骂带挖苦，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在毛这种咄咄逼人的斥责和羞辱下，一直在忍耐克制的刘少奇逐渐对自己的情绪失去了控制，特别是当毛语带威胁地提出：‘我看垮台好，不垮台不得了’时，刘实在忍无可忍，当众顶撞起来，而且用毛本人常说的那句话来回敬他，表示：‘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编者〕
7日，毛泽东的大字报作为全会文件印发给到会人员，并开展了讨论。这次会议也因此由原定的5天时间延长为12天，转入对少奇、小平同志的批评。当然，大多数的同志都持保留意见，倒是不是政治局委员的江青在生活会上异常活跃，策动一些人打头阵向刘少奇、邓小平“开炮”。当时，5月底刚由中南局第一书记调任中央工作，担任中宣部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兼文办主任的陶铸同志，第一个拒绝了她。陶铸同志以他的忠贞正直，没有落井下石，而这也埋下了江青对陶铸同志怨恨的种子。其后，陶铸同志由于在工作中主持正义，极力保护一批遭造反派揪斗的高级干部，因此也不见容于林彪、江青一伙。在他们的搬弄是非下，陶铸同志也很快失去毛主席的信任。此后，作为要被打倒的“一切资产阶级的保皇派”，陶铸的名字，便与刘少奇、邓小平历史性地结合到了一起。
8月12日下午，八届十一中全会根据毛主席审定的名单重新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重新选出的政治局常委中，最显着的变化是：林彪由原来的第6位上升到第2位，成为毛主席的接班人。刘少奇从第2位下降到第8位，原总书记邓小平排在第6位。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还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并确定文化革命小组为“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为日后林彪、江青一伙篡党夺权、打击报复一大批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提供了组织上的帮助。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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