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批斗
在仅仅一个星期的时间里，各路造反派就连续三次，不是闯进福禄居进行骚扰、围攻，就是阴险地设计骗局对少奇、光美同志展开迫害。还未等少奇同志喘过气来，更大规模的批斗又开始了。
少奇同志第二次被批斗是在1967年1月12日。当晚，秘书局造反派组织“红色造反派”联络中南海几个单位的造反派约二百人前来造反。当他们气势汹汹地走到西四院的大门口时，遭到哨兵的拦阻，不让他们进去，这些人就叫嚷：“我们要到刘少奇院子里去贴大字报，凭什么阻拦？”并在那高呼口号。“保卫中央首长是我们的任务，没有上级的命令，不能放你们进去！”严格执行任务的哨兵见来人众多且态度蛮横，也不甘示弱地予以回击，并马上给我们卫士组打电话联系。这时，以陆行建（秘书局一般工作人员，后为造反组织小头目）为首的一群人，揪住哨兵的脖领子，骂他们是“保皇兵”，并大打出手。闻讯的战士们迅速跑出来加以制止。厮打中，这帮人冲进了大门，很快来到福禄居的里院。他们高喊着“打倒刘少奇！”的口号，把少奇、光美同志从办公室里喊出来，连拉带推叫他俩站在书房门口的台阶上接受批斗。造反派要少奇同志弯腰低头、背语录，少奇同志没有按他们的意思办，而是从口袋中掏出语录本，认真地念了起来。造反派见状，大光其火，开始围攻嘲笑，说刘少奇不老实。少奇同志沉着地说，“你们叫我背毛主席语录，我背不下来，要说《毛泽东选集》哪一篇文章，是在什么背景下写的，当时起了什么作用，在理论上有什么新创建，我都能给你们说出来。因为我是《毛选》编委会的主任，无论哪一篇文章的问题我都可以解答。”他这一说，更把造反派的火激起来了：“你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少奇同志坚定有力地说：“我从来没有反对过毛主席，也从来没有反对过毛泽东思想，只是在某些地方违背了毛泽东思想，在执行当中有差错，这是可能的。但是我不反对毛主席，现在不反，将来也不反，我永远不反毛主席！”因为天气寒冷，光美同志就对他们说：“叫他戴上帽子，他感冒了，你们就批斗不成了。”给少奇同志把帽子戴上之后，造反派斗争的矛头就对准光美同志了，骂她是“资产阶级的保皇派”。后来不知是谁从书房里抬出一张放花盆用的桌子，而且少一条腿，叫光美同志站在上面挨斗，并要她把出国的衣服交出来。他们提出的问题都叫光美同志给顶回去了。随后，他们又冲进少奇同志的办公室、卧室，随意在墙上张贴了很多大字标语。最后在一片“誓死与中国的赫鲁晓夫血战到底！”“誓死保卫毛主席！”“谁敢动毛主席的一根毫毛，就砸烂谁的狗头！”的口号声中闹哄哄地散去。电话39局的“6711战斗队”，秘书局的“红色造反团”，实际都控制在戚本禹的手下。他们再次进院批斗少奇同志是有预谋、有用意的，而且进行了煽动和组织。康生妻子曹轶欧、戚本禹妻子都参加了这次批斗会。过了没几天，39局的人硬要把少奇同志的两部电话拆走，我们没有同意拆。第二天又要拆，我们再次劝阻无效，他们强行把电话拆走了。这就切断了少奇同志同中央政治局的联系。
主席接见
从1966年的杭州会议到造反派公开揪斗少奇同志，这中间毛主席接见了少奇同志一次。1967年1月13日，是李太和同志值班，我吃了饭到值班室聊天。他告诉我，徐业夫来电话了（徐是毛主席的秘书，毛主席的一些活动多由他来安排，包括召集一些会议），叫少奇同志到大会堂118去一趟（118是一个房间，主席当时就在这里吃住、办公）。他说咱俩跟首长一块儿去，一会儿就走。待了一会儿徐业夫又来电话说：“我开车去，不用你们任何人来。”不多时，徐业夫开了一辆米黄色的华沙车来接少奇同志。处在当时情况下，坐这种车是比较安全的，因为送机要的，送文件的，办具体事儿的都是开这种普通的华沙车。而平时常委一出中南海就是大吉斯车，比较引人注意。很快少奇同志就过去了，大约过了两个小时回来，我们注意到少奇同志脸上有了些笑容。
第二天，光美同志把李智敏（机要秘书）叫到办公室，说昨天晚上主席找少奇同志谈话了，大概意思是我们党历届领导人犯错误的不少，但是改正错误的没有一个典范，希望你在改正路线错误上起到一个模范作用。主席还说让少奇同志多看书学习，保重身体。光美同志叫李智敏找几本书，说是主席叫少奇同志看的。其中有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的《机械唯物主义》，一本是狄德罗的《机器人》，还有一本是中国的《淮南子》。一天我值班，我们聊天就聊出这个事来了。当时会议室又是书房，他说咱俩一块儿找找。我说你在这恐怕找不到，咱这没这个书。因为会议室的书都是公开的书，光美同志下去搞“四清”之后，我们晚上值班，常看，所以我都有印象，他提的这几本书没见过。我说大书房里肯定没有，咱们在小书房找找。少奇同志办公室有一个内部书房，这里都是不公开的书。结果在小书房找了半天也没有。李智敏说这怎么办？我说有办法，咱们到北京图书馆借去，北京图书馆肯定有。可是，处在当时那种情况下，造反派随时可能闯进来批斗、贴标语，哪还有什么正常的读书时间？
在我们这些卫士看来，少奇同志和主席在工作关系上很密切。他就交代过，要是主席那儿叫开会，不管什么时间，也不管他是不是睡觉，吃没吃安眠药，都要马上叫他。而且到主席那去，什么也不讲究，穿什么都可以。如果是正睡着觉，起来后头晕晕忽忽的也是二话不说，马上就走，特别坚决，好像晚到一点就是对主席的不尊重。少奇同志对主席有着那个时代特有的一种崇敬和朴素的感情。但平时，他和主席在生活上没有什么个人来往。
这时候，文化大革命已经发动起来，看到社会上的混乱局面特别是一大批老干部受到冲击，少奇同志是无论如何也坐不住了。尽管他从心底里对有些问题也想不通，但还是不计个人得失地把所谓的“路线错误”揽到自己身上。就在这次主席难得的接见中，他再次表明，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自己，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希望能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他甚至请求辞去国家主席、政治局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职务，携带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者回自己的老家湖南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但这并没得到主席的回应，仅仅成为一种善良而又有些天真的愿望而已。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恶性发展，少奇同志的问题明显升级，毛泽东也最终改变了原来的态度。
南海卫东革命造反队
这一时期，中南海内怀仁堂一带成了大字报的海洋，不管是墙上，还是树上，花花绿绿贴的全是大字报。曾经无比神圣的殿堂失去了它应有的庄严。不过这时还内外有别，都是中南海内部人员写的。这时候社会上大、小单位都成立了战斗队，中南海里也不寂寞，相继成立了造反派组织。每一天的清晨醒来，你似乎都会有新的发现。因为社会上流行的是造反有理！一天马尚志（警卫处副处长兼二组卫士长）对我们说：外面的运动轰轰烈烈，你们这里却冷冷清清，你们也要成立战斗队嘛。于是我们身边工作人员也行动起来了。在当时的背景下，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运动势头，想置身其外，也是很难的。我们成立的战斗队开始是叫“卫东革命造反队”，即保卫毛泽东造反队。第二天我们贴出海报去，一看不行，因为这名字已经有人用过了，不能跟人家重了，后来又改成“南海卫东革命造反队”，因为我们住的是在南海这边（实际上是在中海），以示和他们区别开来。在成立时有的同志选我当队长，我拒绝了。因为在此之前，中南海警卫局在1966年的7月就成立了一个“文化革命筹委会”，我是筹委会的成员之一。这个组织后来群众都反对它，说它保守，不能领导文化革命。后来选的是机要秘书李智敏。这样，“南海卫东革命造反队”就算成立了，这是在第二次批斗少奇同志以后。
1967年3月16日，中央文革印发了《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61人自首叛变材料》，把1936年8月至1937年3月薄一波等经中共中央批准先后出狱错定为“自首叛变”，批示中提出，“薄一波等人自首叛变出狱，是刘少奇策划和决定，张闻天同意，背着毛主席干的”。林彪、江青一伙乘机也大放厥词：“在党内有一条刘少奇叛徒集团组织路线”，从而制造了一起重大的冤假错案，牵连了党内外一大批同志。4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北京各大报纸又发表了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其后，又在各广播电台反复广播。这篇来势汹汹的文章以“中国赫鲁晓夫”、“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为少奇同志的代名词，捏造事实，对少奇同志进行肆无忌惮的诬陷攻击，谩骂少奇同志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反革命宣传的应声虫”，文中还恶狠狠地说：“你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在文章的末尾还有质问少奇同志的八个“为什么”。
在对少奇同志的攻击、陷害甚嚣尘上的时候，我们这些工作人员也受到很大的压力。我们造反队就想，别人都能斗，为什么我们自己不能斗？于是身边的工作人员，司机、警卫员、秘书、炊事员，十几个人也准备行动起来。大家商量说叫批斗会不好，咱们开支部大会，提问题叫他答复。这是我们开的唯一的一次，实际上是批斗会。
那天，我们拿着登有戚本禹文章的那期《红旗》杂志，来到少奇同志的办公室，光美同志也在。其中一位同志说，“我们是来请你答复问题的。”少奇同志温和地说：“可以答复你们的问题，也愿意接受你们的批评，但要同志式的，不要把我当成敌人。”
多少次造反派来批斗，从来都是横眉怒目、恶语相加，容不得少奇同志有任何辩解，更别说提出什么要求了。而今天少奇同志对我们身边工作人员的这点希望，恰恰表明了他对那种蛮横霸道、无理取闹的批斗形式的强烈不满。有人首先叫他答复戚本禹文章中提出的八个问题，特别问到其中“61个叛徒”的问题是怎么回事？你为什么说《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为什么提出和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话音刚落，少奇同志就气愤地站起来说：“戚本禹的文章是栽赃，是污蔑！我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说过《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他们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对我说过它是卖国主义的？如果这是事实，戚本禹为什么不来和我辩论？为什么要剥夺我的发言权？党内斗争从来没有这么不严肃过！……”
说到“61个叛徒”的问题，少奇同志也讲得很清楚，那是1931年前后，在北方工作的一批干部，由于国民党的搜捕和叛徒的出卖，被捕入狱，一直关在北平军人反省院。1936年，少奇同志到北方局主持工作，了解到这些同志被捕前工作都很出色，被捕后在监狱里表现得也很勇敢，而他们的刑期大多已坐满，但要履行个手续才能被释放。考虑到当时日本人如果占领了北平，有可能把这些同志杀掉，所以要设法营救他们，于是把这个情况写信报告了党中央。党中央很快答复，批准营救。这就是戚本禹在文中所指的少奇同志“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大肆宣扬活命哲学、投降哲学、叛徒哲学，指使别人自首变节，要他们投降国民党，叛变共产党”的“罪行”之一。生活会后，少奇同志还对这些问题进行了书面答复，拿给我们看。在事关自己政治人格问题上，少奇同志表现了异乎寻常的较真，毫不退让，而且万般愤慨，溢于言表，这是我们以前所少见的。少奇同志也已逐渐看出江青、林彪一伙的叵测的居心，所以在书面回答我们提出的“为什么提出和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对一段时期来对他“路线错误”的上纲上线也不再一味地接受，并流露出不满：“我现在也还不知道为什么，也没有看到一篇能够完全说清楚为什么犯路线错误的文章。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批判了我的错误之后，又有人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可见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生活会上，我们大家还对少奇、光美同志“一？六事件”的草率做法和指导思想提出了批评。并提出少奇同志为什么不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大量出版毛泽东选集，而大量出版“修养”？致使文化革命初期买“毛选”很困难。少奇同志说：“那都是康生搞的！”我记得曾多年跟随少奇同志的厨师郝苗同志说：“我们辛辛苦苦多年为你服务，一心希望你紧跟毛主席，为人民多办事，结果你犯了大错误。”光美同志自我检查说：“同志们确实为我们辛辛苦苦、兢兢业业，我们辜负了同志们的希望，但我们有决心改正。”后来我们这次生活会也即批斗的情况简报通过汪东兴送到毛主席那儿，汪东兴又把主席的意见反馈回来，原话是这样：请转告南海卫东革命造反队的同志们，政治上划清界限，要背靠背地批，不要面对面地批。打这以后，我们再没开过这种会。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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