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双袜子
八·五批斗会上，分离多日的少奇同志和光美同志匆匆一面，一起承受了造反派惨无人道的凌辱与迫害，却连彼此说话的机会都没有。之后又被分开单独关押，而且看管得更加严格。这次把光美同志由上次的后院转移到了最北面一直闲着的大后院里，并在前院、后院与这个院中间用沙杆、席子从东到西搭起了一道墙，本来是很长的一个院子，被截成两半儿。警卫局的人命令我，不准叫刘少奇知道后边住的是王光美。如果他要问为什么搭墙？就应付他说是为了贴大字报。这时上面已经写了好多标语：“打倒刘少奇！”“打倒中国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等等。有的还在名字上打叉，或者把名字倒写。
但是少奇同志和光美同志的感情是非常深的。这次分居以后，两人虽互相掂念却难通信息。还是光美同志出狱后，对我说她在大后院里被困了两个月之后就被捕入狱了，从此与世隔绝达10年之久。
我记得当时专案组负责看管的人通过中南海服务科的小严，找我说王光美要衣服。我问：“都要什么衣服？”回答是：“要夏天的衣服。”我便到卧室里去找衣服，实际上少奇同志都给她准备好了。从当时批斗的残酷性和现实处境来看，我想这一分开，何时能够团聚真的很难预料了。因为少奇同志的衣服都由我们来掌管，我就想，把少奇同志的什么东西送点给她作纪念。
我翻腾翻腾衣柜，忽然想到少奇同志有双尼龙袜子。那时尼龙袜子还很少，算得上是稀罕物，显得非常珍贵。于是我就把这双灰色的尼龙袜子连同衣服都给她拿过去了。拿过去以后，光美同志不认，又叫看守她的人找我，说给她的衣服不对，后来我就过去了。她指着袜子说：“这个不是我的。”我态度很严肃地说：“怎么不是你的！这是出国的时候给你买的，你忘了？！”这时光美同志似乎醒过味来了。这次，我还把少奇同志和光美同志两人的牙缸对换了一下，他们俩的牙缸都是白色的，少奇同志的牙缸底下有一圈蓝瓷，光美同志的是全白的。之所以这么做，从我个人的角度，也是想尽量让同陷于孤独与迫害中的光美同志能多一些可能的温暖。关于这双袜子，79年底80年初说起此事时，光美同志仍记忆深刻：“这双袜子我在监狱里一直穿着它，就是你给我拿来的，还记得吗？”我说：“怎么不记得？”“我开始没理解你的意思，你第二次来对我狠狠批评的时候，我才想明白了。你当时为什么这样做？”“当时我考虑只能给你双袜子，别的你都不能要。衣服，他的大，你不能穿，颜色也不一样。当时首长能拿到你的东西，因为你的东西都在家里。你得到他的东西却很困难，所以只能给你双袜子（作为纪念）。”她说后来理解了这件事儿。这双袜子陪伴光美同志度过了十年黑暗的监狱生活。现在保存在少奇同志纪念馆（湖南长沙宁乡县花明楼炭子冲），已成为一件珍贵的历史文物。
谁罢免了我的国家主席？
除上面提到的几次大的批斗会以外，各种小型的斗争会更是家常便饭，屡见不鲜。八·五批斗以后，有一次我记得也是中南海的造反派大约四五个人闯到他的办公室来造反。那时办公室里也没有什么机密可言了。传单不允许给他看，《参考消息》也不给了，他惟独能知道的信息就是《人民日报》和《北京晚报》，再就是一个半导体收音机。少奇同志的办公室里有一个小书架，书架上有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一看造反派又来批斗，少奇同志就举起《宪法》，高声抗议：“《宪法》是我作的报告，我现在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到法庭审判我，要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撤职！是谁罢免了我的国家主席？我个人无所谓，我们国家的尊严不可践踏！破坏《宪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的。”面对造反派肆无忌惮的说批就批，说斗就斗，少奇同志早已义愤填膺。他要用《宪法》来扞卫作为国家主席的尊严，曾多次向造反派发出这样的呐喊，做这种正义的抗争！可是有谁听啊！中南海有一个保健组，专门给常委们打针吃药。一次少奇同志病了，我们马上给中南海保健组打电话。而这些人来了以后，不是赶紧看病诊断，而是先背毛主席语录，什么要斗私批修，什么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等等。特别是一位姓张的大夫，一是难请，再有来了以后就是批斗，背语录：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诸如此类。斗了以后，才给听听心脏，量量体温，最后也只是给些一般的药，应付应付了事。等后来得了大病，发高烧40多度了，综合性肺炎，这才下决心抢救。
被监禁的日日夜夜
从八·五批斗与光美同志再次隔离开以后，少奇同志的生活就全仗他自己了。以前在一块儿的时候，光美同志从各方面照顾他。工作上的配合默契自不必说，生活上特别是精神上的关怀与安慰是任何人都无法替代的。而这种强行的分离对晚年的少奇同志是个沉重的打击。从此以后，他的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不到几个月的时间就完全垮了下来。
林彪、江青一伙不仅从精神上残酷地折磨少奇同志，从生活上也是百般摧残。早在1967年6月的一个夜晚，为少奇同志当了16年的厨师郝苗同志被抓走了。郝苗同志从1951年以来一直是少奇同志的得力厨师，他对少奇同志的生活习惯、饮食口味了如指掌。少奇同志的晚年身体强壮起来与郝苗同志有着直接的关系。逮捕郝苗以后，只剩一个白案炊事员冯师傅，当时看他做菜也不行，随后也因某种原因调走了。最后只剩李太和、于云德、李智敏和我四个人，其他人全都走了。之所以把我们留到这里，就是要照顾他的生活。因为熟悉一个人特别是中央首长的生活习惯，是不容易的。他和邓家不一样，小平同志和卓琳同志始终没有分开，卫士撤了也没事，生活上还有人照顾。刘家就不行了，他们已把光美同志逮起来了，不久送进了秦城监狱。我们三个卫士留下后就轮流值班。每天搞搞卫生，给烧点开水，拿拿烟。没厨师做饭了，怎么办？请示汪东兴，答复是叫我们工作人员吃饭的时候从大食堂给他往回打。饭菜常常买回来就凉了，只好再热热给少奇同志吃。他一个牙都没有了，满口假牙，能吃下去吗？！为了照顾他的胃口，我们尽量地买软菜，如丸子、豆腐之类的。开始是给他买好菜，两角钱以上的菜，最好的也不过三角钱而已。时间长了，人们知道我们是给少奇同志买的饭菜，尤其是中南海造反派的头头就训斥我们：给他吃点儿就行了，为什么还给他吃好菜？！也有的指着我们的脊梁骨骂我们是“保皇派”，“黑司令的走狗！”由于饮食质量大幅度的下降，再加上精神上的长期折磨以及来自报纸、广播等各方面的刺激，少奇同志郁愤成疾，他的身体逐渐垮下来了。1968年3月以后少奇同志吃饭、走路都很困难了。后来吃饭由卧室到餐厅，也就20几米远，要走半小时到40分钟的时间，一条腿已经是拖拉着抬不起来了。就是这样，仍然是全副武装的哨兵，背着卡宾枪，像看犯人一样跟着，走一步跟一步，寸步不离。我们卫士也只能后面跟着，不许搀扶。吃饭时，手和嘴也配合不到一起了：有时嘴张开了，饭菜到不了口，饭菜到了嘴边，嘴又闭上了，手拿起筷子来颤抖得很。就是这样，哨兵仍然盯得死死的。本来我们话就不多，这时就一句话也不敢说了。扶扶他、搀搀他都不行。不是不行，是不让，说你划不清界限。这时候，看着少奇同志蹒跚的脚步，和因身体日渐衰弱而有些佝偻的身躯，我的心里涌上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甚至幻觉：这还是我心目中整日里为国事操劳、无限敬仰的刘主席吗？这还是一贯生活简朴、常常朴素得像自己的父辈的那位长者吗？他曾是主席非常信赖的战友、同志、接班人，为什么一夜之间好像一切都翻了个个？我真的有些想不明白，百思不得其解。这些问题、这种痛苦的感受很长时间里困扰着我，冲击着我，使我夜不安枕，惆怅万分。但不管怎样，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尽可能地从生活上照料他，帮助他。不久我们就不叫他去餐厅吃饭了，在光美同志办公室放了一个小桌，后来干脆又把桌子搬到卧室。吃一顿饭要很长时间，而且弄得满桌子、满身上是菜。我们将这些情况书面报告警卫局。后来答复：可以叫干部队的人给他做饭。干部队开始派了一个分队长张炳尔（过去做过饭，当过炊事班长）给少奇同志做饭。做了一段时间就不叫他做了，又换了个也当过炊事员的战士，也做了不长时间。少奇同志的饮食实在是太差劲了，每餐吃不了多少东西。有一次在卧室吃完饭，我们去收拾碗筷，发现少奇同志的裤子湿了一大片，后来又多次发现此事，我们知道他的小便失去了控制能力。多次发现他的病情后给中南海门诊部打电话叫大夫来，每次都不那么痛快，有时要打几次电话才来，来了之后首先是向少奇同志训斥一番，而后给点药应付一下了事。1968年6月初的一次，少奇同志对护士小马说：“你们给我看病是假的，我的病你们越看越重。”少奇同志曾得过肺结核病，有严重的糖尿病，这时就连治糖尿病最基本的药D860也不给吃了。
我们再次将少奇同志的病情及生活情况写成文字上报。答复是：生活上不下降，以前吃什么现在还吃什么。中南海的供应站早在1967年12月就造反不供应他了，经过请示叫我们从市场上买东西，市场上有什么就给他吃什么。于是我们一方面从市场上买些蔬菜、水果，另一方面把过去剩下的燕窝、海参、发菜等统统拿出来给他吃。可是当时战士做饭，见都没见过这些东西，那里会做呢？供应站既不供东西，后来又没了厨师做饭，生活上不下降不是一句空话吗？
这时候少奇同志大小便都失禁了。原来中南海有洗衣房，洗衣房工人也造反不给刘少奇洗衣服。怎么办呢？我们几个商量后决定拿到外边洗衣店去洗，因为他还有工资。以后不管拉的尿的，大件的衣服、被褥都拿单子一包，送到西安门的洗衣店去洗。小件的如短裤、汗衫等仍由我们来洗。
尽管是这样，我们还是该洗澡时帮着给他洗澡，但到了后期他身子动不了了。那时刘秘书还没走，一次值班时，我心情沉痛地跟他说，首长已经骨瘦如柴了，体力是一天不如一天，真是让人不忍心看。想想少奇同志为党辛辛苦苦、兢兢业业干了一辈子革命，最后竟落到这种地步，后事都不敢想象。谁能预料到将来会怎么样？我俩小声地在值班室谈了很长时间，既为少奇同志的不幸感到忧虑，也对自己的前途感到悲观，但又不敢怎样，因为哨兵就在门口外边。那时候可以说形势已经相当严峻了。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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