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的最后岁月:揭秘一个国家主席的最后三年

　　生重病

　　经过长期精神上的折磨和身体上的摧残，终于在1968年6月下旬，少奇同志患了急性肺炎，发高烧。我们一方面书面告急，另一方面找警卫局领导。开始并没有引起医务人员的重视，治疗也只是一般地给些药物应付一下。几天后他的高烧不退，在病危的关键时刻，由杨德中同志（警卫团政委）亲自组织中西医专家进行抢救。当时干部大队李广仁队长协助杨德中同志做具体工作。我记得参加抢救少奇同志的有解放军总医院、北京医院以及空军总医院的专家，除了解放军总医院的两个护士进行护理外，杨德中同志还特意从玉泉山把曾经护理过胡志明同志的卫生员调来参加护理。专家们曾提出将病人撤离监护环境住院治疗的建议，但没有得到批准。高烧曾反复过几次，在少奇同志病情尚未得到控制的情况下，参加会诊治疗的专家被陆续叫回原单位。由于有限度的治疗，少奇同志的病情并未得到真正的好转。这次得病后少奇同志基本上就瘫痪不能走了，一直卧床到死。这次组织会诊抢救，报告了主席，主席有了批示：政治上划清界限，生活标准不降低。解放军总医院的两名护士只呆了两个月，8月初，由于某种原因调回总院，来接替她俩的是北京医院的曹兵、纪秀云同志。这两个同志对待少奇同志的态度比总院的要好，工作也比较安心。两个人一直护理到开完九大，1969年10月林彪“第一号令”之后，把少奇同志转移到开封，她们才撤出来。这俩人不仅护理水平高，而且处理问题果断，小的地方该用什么药，不经过医生就及时用上了。我们在旁边看着，定时给翻身，做按摩，舒筋活血，用酒精消毒，所以少奇同志在北京期间没有得褥疮，护理得很好。一个多月后，少奇同志的嘴张不开了，因此流食也就不能从口而入了。只好从鼻孔插橡皮导管，用注射器将混合奶（牛奶、高蛋白、麦乳精、可可等混合而成）注入体内，直到少奇同志逝世，都是用这种方法维持生命。

　　1968年10月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批准了由江青、康生等人一手操纵、凭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作出“撤消其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的决议。我和其他工作人员一样，思想压力更大了，来自外界的讽刺、歧视更多了。警卫局某些领导对我们也另眼相待，不少政治生活中应该享受的待遇也被剥夺了。

　　从卧床不起之后，少奇同志再没讲过一句话。我在这中间病了一段时间，住了一段医院。从医院回来以后，我就又参加值班，突然有一天，曹兵跟我说：“小贾，刘少奇找你呢。”我以为是在开玩笑。“真的找你，点名找小贾，你去吧。”我就进去了。哨兵就在门口，他得记录哇。少奇同志在床上躺着，已不能动了，我走到他床前问他：“有事吗？”他没有反应，只是瞪大了眼睛，我大声地又问了声：“有事吗？”少奇同志微笑了一下，在床上躺着摇了摇头，没有说什么。我说：“有事你就说，该怎么办还怎么办。”他又笑了笑，什么话也没讲。看着躺在病床上的少奇同志，久经折磨，身体已经非常瘦弱，原来左耳下的小瘤子也显得很凸出了。此时少奇同志难得的微笑却让人感觉是那样的辛酸和悲凉。这一情景，多年以后回想起来，印象仍特别深刻。这也是惟一的一次，自从和光美同志分离开之后，任何人没有找过。就这样一个事情哨兵也做了记录。由于受病的折磨，少奇同志常常紧攥着拳头，或者是伸开手指乱抓、乱撕，一旦抓住东西就死死不放。由于实在不忍心看他这种痛苦的样子，我们就把两个硬塑料瓶子拿给他，让他捏在手里。到后来，这两个塑料瓶完全变了形，被攥成了两个小葫芦！到了后期，少奇同志不再讲话，即使在遭受病痛折磨时，也是默默忍受。他是用沉默来表达自己心底的抗争。后来我想，这次找我来，也许就是想看看这个时候还有没有自己身边的人。要知道，身心俱疲的少奇同志已见不到一个亲人：自己的妻子身在何方？钟爱的儿女又在哪里？都不知道，也无从知道。承受这种孤独与凄凉又需要怎样的毅力呢？

　　转移开封

　　1969年10月17日晚上，汪东兴来了，把我们几个人召集到一块儿，在西会议室给我们传达：“中央有个决定，把刘少奇转移到外地去休息（后来才知道所谓休息是根据林彪的一号通令，把一些重要的审查对象分别转移到外地），到开封。”并说要告诉刘少奇。李太和到卧室就对少奇同志说了，但怕他领会不了，小于就用棉签蘸上墨水，在一张长条纸上写上：“中央决定把你转到外地去休息。”写好后拿到少奇同志眼前，少奇同志扭头不看。

　　之后开始分工，卫士组叫李太和一个人去，另外有高生堂（汪的秘书）和当时护理少奇同志的两位护士去，乘第二天晚上的飞机。叫我在家移交东西，于云德和李智敏去五七干校。

　　10月17日晚上，他们用担架把少奇同志抬到一辆救护车上，匆忙间，只给少奇同志穿了件上衣，连裤子、鞋袜都没穿，就裹了床被子。然后送到北京昌平机场，送上飞机。当晚，飞机从昌平机场起飞，夜航到了开封。

　　这时我开始在家里搞移交，哪怕是一本书，一件衣服，都要一一登记造册，同时有中央警卫局办公室的两个同志协助。穿梭在自己曾经那样熟悉的环境中，如今已是物是人非。抚摸着书架上蒙尘的书籍，我的思绪万千。翻开上面醒目摆放的《毛泽东选集》，随处可见有少奇同志阅读时圈圈点点的笔迹，而少奇同志多次高举的表示向造反派抗争的《中华人发共和国宪法》，仍静静地躺在那里，少奇同志的办公桌前，只见宽大的桌面上散落着几张破旧的报纸，几支已经多时不用的铅笔孤零零地立在笔筒里，而从前在少奇同志超负荷工作时，它们可是须臾不可缺少的伙伴。整理少奇同志的衣物，更是让我心潮难平。出国时才定做的不多的几件衣服和皮鞋（这还是在我们的努力争取下才同意的）依然簇新。而拿起那件灰色泛白的半袖的确良衬衣，我的心蓦地在抽紧：7月18日和8月5日的两次批斗，少奇同志都是穿着它。这上面浸透着少奇同志的汗水，也蕴含着少奇同志心底的血泪。

　　从书房，到办公室，再到卧室，我依次地、仔细地翻检，登记。多少次，作为工作职责，我们曾清理、打扫这些地方，那时都是一种轻快的心情。而今天，当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细致、更全面地接近少奇同志工作、生活过的每一处地方时，我的心里都有种说不出来的沉重甚至是煎熬。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工作，终于整理完毕。我签过字，中央警卫局办公室的人也签了字，算是移交清楚。环视一遍已变得空旷、寂寥的福禄居，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算是做最后的道别。然后慢慢地关上两扇大门，上好锁，把钥匙交给了干部大队看管起来。他们通知我（那时不叫通知，是勒令）24小时离开中南海。我说不用24小时，两个小时我就走。我的行李也很简单，一个小破木箱子（现在还留着呢），一个铺盖卷儿。在凛冽的寒风中，我背起行囊上路了。从这一刻起，我离开了工作、生活了近10年的中南海，离开了留下自己欢欣与痛楚的福禄居。中央警卫局在西安门有一个招待所，我被指令到那里等待处理，这是1969年的12月份。一天，我见到了准备去上五七干校的李太和。一见面，太和对我说：“我们的任务完成了。”一听到这话，我的脑子里突然一片茫然，好像空气一下子都冷凝起来，半天才缓过神来。我明白，少奇同志已经走了。太和接着告诉我，当时火化时写的申请人是刘源，与死者的关系是父子。死者姓名写的刘卫黄，职业是无业。我忙问“骨灰怎么办了？”“就放在开封火葬场。”我说：“这事你可记清楚了，因为你是经手的。”他说还有专案组的人。太和还告诉我，当时死的时候，谁也不知道。因为没有鞋，他就给买了一双，身上穿的还是布做的制服。从1969年10月17日晚从北京转移到开封，到11月12日6时45分，仅仅26天，少奇同志带着病痛、带着悲愤离开了人世，就在开封市革命委员会机关一号楼形同监狱的小天井院里。临终时，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哪怕是自己熟悉的人。新中国的开国元勋国家主席在告别人世时竟变成了“无业”！而在少奇同志含冤辞世的多年里，家人根本不知道他的任何消息。而中国广大的老百姓，更是对少奇之死毫无所知。这是怎样的人间惨剧啊。1970年1月26日，我被发配到保定胶片厂，离开了仍处在狂热、混乱中的首都北京。

　　在少奇同志离开我们30周年的日子里，打开记忆的闸门，缅怀他的不平凡的人生，带给我们的是不尽的思念。重述这些饱含血泪的往事，也带给我们对那段黑暗历史的深深反思。但愿少奇同志和许许多多的普通百姓付出的生命代价，能使今后不再有这种悲剧的历史重演。在20世纪即将过去的时候，站在新世纪的门口，我们不能也不应忘记一位共和国的领袖，他曾经历的悲欢荣辱及所承载的历史重负。而我们告慰少奇同志的最好的方法，就是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加民主富强、人民生活更加幸福安康。我想，这也是少奇同志一生都在为之奋斗的事业和理想。少奇同志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