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恣意的杀人、放火、抢劫
从小川日记所载，他所经沿途，被杀的中国军民的尸体是最常见的“风景”。如11月14日上午往张堰镇途中，“河、潭、田中到处都是尸体”“尸体不计其数”，下午到达金山时所见尸体中居然有的“全裸”。11月17日在金山郊外，“今日仍有支那人尸体”。11月28日在往湖州途中，看到“累累尸体”，其中相当部分穿着平民服装。12月10日小川记：“途中各地所见支那人尸体，不计其数。”〔63〕日本每每有人说死者为战争的自然结果，但第十军登陆后没有遇到大规模抵抗，所以这些尸体的大部分与“战斗”无关，当可无疑。日志让我们看到，在战事完全平息后，日军官兵也会因为与战斗无关的各种原因，包括一时的喜怒、情绪而随意杀人，表现出了对中国人生命的完全蔑视。如后备山炮兵第一中队一等兵辻□□杀人：
被告人在嘉兴宿营中，昭和12年(1937年)11月29日午后约5时，因支那酒泥醉，在强烈的敌忾心驱使下，生出憎恶，以所携带刺刀杀害三名通行中的支那人〔64〕。
“泥醉”而能用“刺刀”杀死三人，若非被杀者已束手就擒，则肯定有人胁从。而且“泥醉”的情况只会六亲不认，被告所谓“敌忾心驱使”当只是为了开脱罪行的托词。判文照录不误，即便不是左袒或纵容，顺水推舟或并未尽责的干系也脱不掉(此案不起诉可为证明)。此类任意杀害中国人的例子在案卷中多有记载。如第十八师团步兵第一百二十四联队第四中队上等兵浅□□□杀人：
被告人在湖州宿营中，昭和12年11月29日与同僚一起去征发蔬菜，拔取附近桑田中所栽蔬菜约五贯目(一贯目约3。75公斤——引者)。被告人到附近的农户，将前记须洗的蔬菜让三名支那妇女洗涤。其中一名支那妇女(据方面军日志，叫刘阿盛——引者)快速地说着什么，好象是不愿意的感觉。〔被告人〕以为是轻侮日本军人，即用所携带的步兵枪将其射杀。〔65〕
被杀妇女说的什么，被告显然不知道，不知道而仅凭“好象”的“感觉”即开枪杀人，可见在被告的“感觉”里中国人的生命是完全无足轻重的。第六师团工兵第六联队第十中队一等兵地□□□□12月14日与同僚轮奸蔡姓妇女，后又复去：
同月17日午后约3时，感到执著于前记支那妇人，再离开宿舍去奸淫。途中遇到前记藤□□□(前轮奸者之一——引者)，让其相伴去蔡△△家。在屋外叫出同女。正好在同家门口的同女的丈夫蔡○○边高叫着什么，边向被告人走来。(被告人)迅即判断是为了阻止自己的行动，遂生杀意。以所携带手枪对同人连开三枪，其中两枪命中同人后脑部和左胸部，以此非贯通枪伤而立即死亡。〔66〕
对强奸毫无遮掩，公然“叫出同女”，已是猖獗之极，而见着被害人丈夫不仅没有丝毫羞耻感，反而立即枪杀，被告对中国人的藐视真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下列集体屠杀是更有代表性的例子：
(一)冈□□主计少尉在野战衣粮厂金山支部工作中，因自己宿舍附近杂居的许多支那人，或有不安稳的言行，或有窃取物品等的样子，受不安驱使，向同所的警备长吉□□□少尉诉说。(二)因此，吉□□□于昭和12年12月15日，指挥部下二十六名，将上述支那人二十六名逮捕。在带回同所宪兵队的途中，因有企图逃跑者，遂产生了鏖杀之意。(后详列杀人和协助杀人名单——引者)〔67〕
此案中二十六人全部被杀。金山当时是日军的“稳固后方”，当地民众决不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家母当年住在距金山不远的乍浦，说一般民众对日军都是避犹不及，哪敢主动惹祸)。即使所疑为实，也不过是“窃取物品”，而且还是疑似——所谓“样子”，决无被杀的理由;既然“罪”不当罚，“逃跑”——也是所谓“企图”——更不能成为罪名;而二十六名军人押送同样数目的平民(南京屠杀时被押送者往往是押送者的数十倍，且为军人)，稍有理性者都不可能再作逃想，如有逃想也不敢真逃，如若真逃，一旦鸣枪或射杀一人，也不可能不顾死活继续奔逃。如许不合常情的理由，不能不让人断言，背后的真相一定是蓄意的屠杀。
此类屠杀在当时相当频繁。前记小川日记所记第十军所经之地随处可见的中国人尸体，至少其中的部分，应是来自上引那样的“鏊杀”。行文至此，想到一条其实不算无关的材料，上海派遣军官兵日记中有不少屠杀俘虏的记载，其中日军登陆后屠杀的最早记载见于饭沼守日记9月7日条，因为此条记载从未为人援用，所以姑录于下：
青津参谋来，联系有关天谷支队之事，宝山西门外真正以刺刀突击使敌人溃灭。宝山西门附近，以战车一个中队占领一角，其他由3D(第三师团——引者)负责。约六百名俘虏，最初二、三百名打着白旗，后退却，所来部队以敌对行为将其歼灭。〔68〕
此条记载说明，日军屠杀俘虏在淞沪战役时已经开始，而并非仅限于南京一地。同时也说明所谓屠杀俘虏事出“不得已”也根本站不住脚〔69〕。但冈某杀人案的特别意义在于：这是日军自己留下的集体屠杀平民的第一手明确记载。
“杀人放火”往往连称，放火也是日军的重要暴行之一。
对日军放火的否定，早在东京审判时已出现。比如松井石根的辩护律师伊藤清，对证人许传音有关日军焚烧苏联驻南京使馆的证词反诬说，占领或退出城市时“放火”是中国军队的一个“习惯”〔70〕。今天日本的一些论客仍袭其故智，一方面强调日军没有放火，一方面又声称中国军队以至平民放火。如东中野修道引用日军《第七联队扫荡要领》中提到的“特别注意火灾”以表明日军不会放火，引《宫本省吾阵中日记》推断的中国兵放火以证明“投降兵放火”〔71〕。如松村俊夫在引述了当年美国驻日本大使馆武官CabotCoville有关“掠夺和火灾”的记载后说：
(Coville)在此看到的掠夺和破坏的痕迹多被当作是“日本军的所为”。但他从冷静地观察中推导出“是抢劫后的放火”，也就是说放火是为了掩盖掠夺的痕迹。(我们说)如果掠夺是支那人干的话，放火也应该同样是支那人干的。……日本军占领南京后发生火灾，对日本军不能带来任何好处。〔72〕
东中野、松村所指南京是囿于论题，并不是说以为南京以外的情况有所不同。这些说法每一句都可以从道理上提出质疑，但我们还是让事实来说话。
当时许多放火因为没有见证，不仅留下了究竟谁是肇事者的疑问，而且因为中国军队实行过坚壁清野，中国领导人有过诸如决不给敌人留下“一物”的话(汪精卫“最后的关头”中语)，而当时日军确实又曾提出防火的要求，这些似乎都为诬指“败残兵”“投降兵”放火提供了一定的“根据”。不仅今天如此，当时即已如此。如小川11月15日日记中记：
在市内(金山——引者)巡回，市的大部分成了废墟，这当是人为造成的。偶尔看到烬余的房子，东西被劫后的散乱，难以名状。如某大书店和药房，进去一看，其内部的气派可以和三省堂匹敌，但不论是药还是书都破损散乱了。其他所残存的店铺也无不如此。此等暴戾狼藉，当非日本兵所为。推测起来不是支那败残兵的所为么?听说支那表示，任何东西都不留给日本兵，因此逃跑时对所有东西都破坏烧毁。〔73〕
小川这样推断，也许是误信传言，也许是对日军军纪估计过高，这也是不明真相的日本人最容易接受的看法。这种偏见即使有中国证人证明，往往也难以改变。但小川稍后的日记告诉了我们真凶：
风闻日本兵暴戾狼藉，多少有些疑问。今日军医部中佐前□说：10日到达金山，当时如某书店，即前记可与东京三省堂匹敌的那家，毫无被害的痕迹，后来到同店一看，如前所记实在是凄惨暴戾狼藉之极。显然这决不是支那兵的所为，而完全是日本兵的所为。实际确如所说，让人不胜惊骇。〔74〕
前某和小川的判断不可能有误，因为10日后金山已是日军的天下，从“毫无被害的痕迹”一变而成为“凄惨”“狼藉”，只可能是日本兵的所为。这是一个可以举一反三的例子，当时日本的观察者，官兵、记者、外交官等等，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对日军的暴行总是宁信其无。小川日记的特别价值就在于：它既是对所见所闻的照实而录，又是站在日军立场上的记录。后一点十分重要，因为小川决不会让日军无端平添嫌疑，所以日记留下的日军暴行应该都是有据的确证。
当时日军的放火相当随意，有些根本与利益无关。比如第十二师团架桥材料中队特务兵古□□□、松□□□、北□□□放火案：
昭和12年11月12日，在支那浙江省松江县李宅附近登陆，在同所露营的翌13日早饭后，去附近因家人畏惧战祸避走的民宅，物色酒、烟等物。同中队辎重特务兵古□□□、同石□□□等一起擅自离开露营地，偶尔看到沿途的民宅燃烧着火。三名被告人断定是日本兵放的火，受敌忾心的驱使，憎恶支那国人，相谋自己亦放火烧毁民宅。同日午前约11时40分，到同县金山卫城东门乡，被告人古□□□在上述东门乡第八区原棉米商陆肖云所有的砖瓦葺治的空房屋的厨房，以所携打火机(证第一号)点燃旧报纸，以此燃烧同所的壁纸和竹笼，烧毁约二十坪(一坪约3。3平方米——引者)房屋一栋。被告人松□□□在上述肖云相邻的原棉米商陆礼仁所有的砖瓦葺治的空房寝室内，以磷火点燃壁纸和破衣服，被告人北□□□更以破衣服在同室床上放火，致其家约三十坪一栋房屋烧毁。因上述两栋火灾蔓延至同所陆礼文、陆礼如各所有砖瓦房各三十坪两栋。〔75〕
古某等人“物色酒、烟”，想必未能如愿，“敌忾心”云云不外是个藉口。但烧毁陆肖云等的空房不能为他们带来任何好处，这与为了谋利的掠夺和为了发泄的强奸又有不同，更能说明所谓“预防火灾”〔76〕——推而广之可以说整个军风纪规定——在古某等眼里只是空文。而古某等未经战争，已生“憎恶”之心，又可见所谓“为战友报仇”云云也是托词。(此案判决书将“教育程度低下”作为理由，下将详及。)此类无谓放火在当时并不鲜见，如第一百十四师团第一野战医院辎重特务兵竹□□□、小□□纵火案也是一例。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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