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日军口述:见支那女子犯了恶心 遂强奸之(图)

　　第三，同年12月14日，所属第一小队接受进发吴淞的命令和进行准备，当被告人因迟到被同小队长步兵少尉山田周诘责时，被告人激昂之余，对同小队长以“要杀小队长的话，随意就可以杀”的暴言侮辱同官。接着犯意继续，对正好在此的所属第二中队长步兵大尉天羽兴也以“要杀中队长的话，随意就可以杀”的暴言侮辱同官。〔114〕

　　诉状所说不是没有疑问，如荒某精神正常，动辄“侮辱”上官，随意“扑去”杀人——而且为的是不关己之事，让人难以理解;而事临紧急，又正好被“偶尔”制止，更让人觉得其中的蹊跷。荒某真是穷凶极恶，找个“偶尔”可以下手的机会应该不难。如果上述确是真情，那荒某定是个没有头脑的莽汉，前述第十二师团架桥材料中队特务兵古□□□等人登陆第二天在松江李宅肆意放火可因“教育程度低下”“情可悯谅”，从没有造成实际伤害而言，荒某更有“情可悯谅”的理由。至少应该像有些伤害中国人案那样给予精神鉴定〔115〕。而结果如何呢?

　　按照法律，被告人的第一所为该当陆军刑法第五十七条第二号，第二所为该当同法第七十二条、第六十二条第二号，第三所为该当同法第七十三条第一项、刑法第五十六条。第二之罪选择有期惩役刑，第三之罪选择惩役刑。以有前示前科适用同法第五十六条第一项、第五十七条，上述第二第三罪之刑各以累犯加重。以上三罪以同法第四十五条前段合并之罪，以同法第四十七条、第十条、第十四条对最重之第二罪之刑以法定加重，应在行期范围内对被告人判处惩役二年。〔116〕

　　以上第一罪“不服从命令”，本没有具体内容，似乎无法入罪，从判决才知道，它作为“前科”是一个加重的砝码。荒某的处处得咎，与前述诸案受到的加意回护正好相反。第一百十四师团步兵第一百十五联队步兵炮队上等兵折□□□，惩役五年，判罚之重仅次于第十八师团步兵第五十六联队第十二中队一等兵高□□□“军用物毁弃、敌前逃亡”案，情况亦复相同：

　　被告人昭和12年12月15日，在某伍长指挥下为运送四车弹药由南京赴秣陵关途中，和某辎重队相遇，一时不得已相互停止前进。被告人和上述辎重队交涉，结果己方先行。其交涉中上述伍长留下被告人负责的车自己先行。愤慨于此，对同伍长放言：“在这种场合分队长有什么用?”“不要看错人了，枪不是摆样子的”，边说边开了一枪，胁迫作为上官的上述伍长。〔117〕

　　此案中的“被害人”“某伍长”(高桥荣藏)，毫发未损，被告却仍被重判五年。第十军军法会议判罚五年的案件仅两例，另一例为第十八师团辎重兵第十二联队第二中队特务兵桥□□杀人案：

　　被告人在江苏省金山县金山附近与所属部队露营中，与同中队第六班班长某一等兵感情不睦，互相疏远。昭和12年12月29日约午前11时，以对同一等兵失礼为由被同一等兵殴打，继而二人开始对打，被正在同所的同僚制止，一旦得以无事。同日午后约3时，同一等兵再次来被告所属班，强迫被告人同行，被告人愤懑之情爆发，遂决意杀害同一等兵。拿着同班步兵枪的被告人，对见此气势而欲逃跑的同一等兵开枪，因贯通胸部，不久即死亡。〔118〕

　　此案反映了日军中上欺下的普遍问题。桥某不堪忍受而致杀人，应可当“情可悯谅”却仍被重判，可见日军军法会议对重轻有其不可移易的分明界限。中国人的性命，不但抵不上日军的性命，抵不上轻伤，抵不上开枪威吓，也抵不上说一句威胁的话。

　　判决上的这种畸轻畸重，在罪名的认定上也有充分表现。对中国人的伤害往往都成不了罪名。如第五师团步兵第四十一联队第九中队一等兵福□□□之案：

　　(一)被告人与所属部队共同经松江、嘉善向王江镇前进途中，于昭和12年11月17日左右，在王江镇约一里稍前的地点，脱离所属部队，进入支那人村落。约同月19日决定不回部队，自此在支那各村落转移潜伏。(二)约同月17日进入王江镇村落遭到约百名支那人袭击，射杀三名，跳入了附近小溪，将所带官给品、步枪、刺刀、药盒、战帽、军裤、襦袢、短袜等投弃于同小溪。(三)上述逃走中的约同年12月20日到约13年1月12日的期间，数回从支那民宅掠夺米、鸡、鸭、鸡蛋等物。(四)离队期间僭用伍长肩章。(101)

　　此案中首要犯罪显然是杀人，但罪名却是“敌前逃亡、掠夺、军用物毁弃、僭用服饰”，而未提杀人，最可见日军对中国人生命的无视。此点可谓无疑。但稍加推敲又不能不让人感觉上述尚有待发之覆：在诸项罪名中，“敌前逃亡”因离开部队的事实而无法否认，“僭用服饰”应该是被捕时的着装(因所携军用物品已“投弃于小溪”)，也无法掩饰;对量刑有弹性的只剩下不可能有旁证的“军用物毁弃”和“掠夺”两项，其中尤以“军用物毁弃”关涉重大。此两项之犯罪经过(上之〔二〕〔三〕)既然为人不知，则当为福某的自供，而这一自供确有隐伏。因为“军用物毁弃”是重要罪名，惟有事出被迫，最好是万不得已，才能减轻罪责。其(二)的千钧一发，就是动人的遁词。面对百人、射杀其三云云，军法会议大概也不能不认为确是“情可悯谅”。但福某把自己打扮成独行侠，一味高调，却忘了符合事理的一面。因为此事若真，则一，以一当十已属奇迹，遭遇百人袭击居然得以全身，太似神话;二，射杀三人，又抛弃了武器，袭击方怎肯罢手?三，当时局面已是插翅难逃，福某跳入“小溪”(クリ—ク)，而非可顺流而下的大河，又岂能脱逃?综此三点，此事实难让人置信。至于(三)，之所以自供“掠夺”，当因身无分文，游荡数月，缘何为生，终须有一交代。而夺食虽为“掠夺”，但所犯轻微，且为生存之必须，自可原宥。此案之真相今日已难复原，但所述捉襟见肘，显系福某苦心编织。福某东西游荡，作奸犯科，或东躲西藏——既忧日军抓捕，亦虑土著“袭击”——，偷鸡摸狗，都可以想见，真杀三人，则当是明抢暗偷时遭遇阻碍，也可推想，但不可能以一当百则可以决言。如果这一假设不错，福某伪供可以让我们看到一个重要的真消息：在福某心目中，只要略陈理由，杀死“支那人”与偷鸡摸狗一样并不重要，远较“军用物毁弃”为轻。福某杀人未成为罪名更可让我们看到：如福某所料，杀死“支那人”之于日军军法会议，确实无足轻重。

　　五、简短的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对日军第十军——侵华日军的一个缩影——军风纪状况以及军法部门的功能作一个概括。

　　(一)第十军滞留中国的短短数月间，国共两党在江南地区尚未形成有组织的反抗，日军控制相对“安定”，如果暴行与所谓“报复”等因素确实有关，日军暴行理当是最少的时期，然而，从第十军、中支那方面军两级法务部日志和小川日记可见，第十军暴行仍可谓十分严重。

　　(二)日军的暴行包括肆意的杀人、放火、抢劫、强奸，其中尤以强奸更为频繁和无所不在。

　　(三)由于约束日军军风纪的军法部门的规模和机能的限制，特别是宪兵人数稀少，大量的暴行没有也不可能纳入宪兵的视野，所以军法部门受理的案件，日志和日记所反映的日军暴行，只是日军犯罪的冰山一角。

　　(四)日军设立军法部门的正面理由是维护军风纪，它对日军官兵有所制约，两者之间也确有冲突。这种冲突既表现在日军官兵的对抗，更表现在各级长官对部下的加意回护。这使得日军军法部门的作用在机制性的限制之外又多了一层限制。

　　(五)维持军风纪本是军法部门的职志，但作为日军的一部分，决定了日军军法部门在根本上不可能“损害”日军。大量案犯或无罪开释，或重罪轻罚，确有外在的“压力”，但关键还是军法部门本身的退让。军法部门受理的案件虽只是整个日军暴行的有限部分，甚至是一小部分，但军法部门失于严查，失于追究的宽纵态度，对更广泛的日军官兵暴行的发生在客观上起了催化作用。

　　(六)与对日军暴行的宽纵相反，日军军法部门对中国人“违法”的处置极其严厉(残存的日志、日记中有限的被疑为试图反抗的当事人悉数处死为最有力证明);在日常监管中，宪兵对中国人稍有不从即严加重罚，表现得更为横暴苛刻。所以，对中国人而言，日军军法部门只是严厉镇压的机器。

　　(七)由此，我们可以下一个总结论，所谓“日军军风纪严明”，所谓“犯罪率世界最低”，即使仅案以日军自己留下的原始文献，也完全不能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