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法会议对这一“希望”作了如何回答呢?
按照法律，被告人古□□□、同川□□□的所为该当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条，但被告人川□□□情可悯谅，是故依刑法第六十六条、第七十一条、第六十八条、第三号酌量减刑。〔105〕
被害人的要求得到的仍是“情可悯谅”。又如前述第十二师团架桥材料中队辎重特务兵石□□□、上等兵重□□□强奸案，被害人施△△强烈要求“严厉惩罚”，判决结果仍是：
按照法律，被告人的所为该当刑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七十七条前段，但情可悯谅，依刑法第六十六条、第七十一条、第六十八条第三号酌量减刑，对石□□□、重□□□处以各惩役一年。但判文所述被告人重□□□的罪行完全是偶发行为，(被告人)已深深认识自己的恶性表现，深为自己的肤浅想法而悔悟，为了恢复名誉，切盼再一次站在前线努力奉公，改悛之情显然，故完全同意对被告人重□□□之刑缓期执行。依同法第二十五条、陆军军法会议法第四百二条，本判决决定之日起二年，上刑缓期执行。〔106〕
“严厉处罚”的“恳望”到头来还只是“情可悯谅”!再如前述野战重炮兵第十四联队第一中队一等兵前□□□□强奸案，被害人章△△的要求和军法会议的判决也同样如此。
(章说)丈夫不在，一名日本兵来我家，如判文所说，胁迫奸淫。之后同人坐着喝茶，后又打瞌睡，我想乘机逃离，但怕被发现不知会遭到什么。后同人再以暴力将自己拖到床上压倒，强迫剥去裤子，欲行奸淫。正好宪兵来，才免于受难。记录以上供述的同官(日军司法警察——引者)，对章△△要求严厉惩罚被告人的希望，依供述记载认可。
按照法律，被告人的所为中强奸已遂之点该当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条前段，其未遂之点该当同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百七十七条前段，以连续犯适用同法第五十五条，以强奸既遂罪本应在所定刑期范围内处罚，但其罪行的过程如判文所示是偶然看到被害者，乘着酒兴，遂迫其性交，逸出常规。而今被告人鉴于自己喜好饮酒和放纵淫逸以及玩弄妇女的习癖，深感应该慎于饮酒，誓言禁酒，以期将来自新。因此，被告人之罪行情可悯谅，依刑法第六十六条、第七十一条、第六十八条第三号酌量减刑。〔107〕
前某作案被宪兵逮个正着，被害人的“希望”又经日军司法警察“认可”，军法会议如对维持军风纪稍有真心，正可“顺水推舟”并藉以立威。如此仍强以“偶然”“酒兴”为前某开脱，而且“玩弄妇女”云云，口气轻飘，丝毫不顾受害者的苦痛，军法会议如果不是身不由己的摆饰，则只能说明它确实没有起码的诚意。
不仅是“情可悯谅”，更有甚者，则干脆要被害人来分担责任。如第一百一师团卫生队第二中队川□□□强奸案，被害人王△△在取证时说：
那天来了三名日本兵，要我预备晚饭。为此正在准备，约下午5点30分，去后面池塘洗菜之际，一名日本兵尾随自己而来，做着手势要性交，拖着自己的手，自己抵抗，仍不松手。因此想，如果拒绝同人的要求，不知会遭来什么后果，只能任其所为。同人将我拉到房内的厕所，强行脱去裤子奸淫。
对此，判决书说：
按照法律，被告人的所为该当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条前段，以其所定刑期范围之内应处被告人二年刑，但被告人的本件罪行如判文所示完全是偶发的行为，且被害者王△△最初没有极力拒绝被告人暴行，表现出了微温的态度，此点是引起本件罪行的一个条件，因此情可悯谅。〔108〕
被害人没有抵抗到底居然成了强奸的“一个条件”。依判决书的口吻，似乎被害人非得挨上两刀，否则就是态度“微温”，等于暗示有勾引之嫌!如此挖空心思的颠倒黑白，不能不让人感到军法会议的既定方针就是“宽大处理”，“恳望”云云不过是便宜的藉口。“宽大处理”既是目的，但凡一切便无不可成为藉口。如前述长某判决中“出于醉后亢奋……改悛之情显然”作为军法会议判文中的套语，也是为了开脱的一个藉口。这从骑兵一等兵高□□□案“不予起诉”的理由如出一辙也可看到：
被告人搭乘所属大队副官汽车从南京赴上海。在上海滞留中，昭和13年1月1日约午后9时，饮酒酩酊。到上海南浔路一二一号李顺春(朝鲜人)咖啡店。点要三瓶麦酒，因无应答，质问同人。同人之妻李顺暹从侧门进入，被告人突然激昂，以右手所持手枪殴击同女头部一次，使同女颞颥部负深半厘米长一厘米之裂伤。案其情状，被告人所为完全出于醉后亢奋，而清醒后深悔其非，又誓言今后戒酒以挽回名誉，其改悛之情显然，是以对本件不予起诉。〔109〕
不仅被害人的“恳望”可以作为“情可悯谅”的理由，态度“微温”——实际应该说没有拼死——可以作为“情可悯谅”的理由，“饮酒”、“偶然”、“改悛之情”统统可以作为“情可悯谅”的理由，但下例更能让人体会到什么叫无所不能。前述第十二师团架桥材料中队特务兵古□□□、松□□□、北□□□登陆第二天在松江李宅肆意放火，判决却这样说：
按照法律，各被告人的所为该当刑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九条第一项。但本件罪行中被告人等的动机如判文所示，因为教育程度低下，且受军队教育尚浅，遂产生对敌国憎恶及于无辜敌国人民的肤浅认识，因此情可悯谅。以同法第六十六条、第六十八条第三号酌量减刑，在刑期范围内各被告人各惩役一年。但被告人等已深悔自己的肤浅认识，为了恢复名誉希望在前线加倍努力奉公。因此，今与其科以实刑，不如遂其愿望，认可其迁善之道。依同法第二十五条、陆军军法会议法第四百二条第二项，对各被告人自本判决决定之日起二年对上述刑缓期执行，收押之打火机(证第一号)为被告人古□□□供本件罪行所用之物，系同人之物，以刑法第十九条第一项第二号、第二项没收之。〔110〕
“教育程度低下”也可以作为“酌量减刑”的理由，如此，还有什么不能成其为理由呢?至于本判决中让人啼笑皆非的“没收”打火机，正好是一个象征，象征了日军军法会议对侵害中国人罪行的处罚是如何的无关痛痒。
上引情况遍及日军军法会议受理的所有案件，与“偶尔”的裁断失当不同，不能不说是事涉根本的体制性问题。以下我们从具体的量刑再来看看这一点。前述第十八师团步兵第一百二十四联队第四中队上等兵浅□□□肆意射杀刘阿盛案，判决谓：
按照法律，被告人的所为该当刑法第一百九十九条，以其所定刑中选择有期惩役，然情可悯谅，可依刑法第六十六条、第七十一条、第六十八条第三号酌量减刑。〔111〕
浅某最终被判惩役一年六个月。此案没有像许多杀人案那样免于起诉，是因为事发于光天化日之下，旁证甚多，无法委罪。但作为故意杀害加上致死的惩罚，这一结果仍可谓极轻。这里所谓的轻，当然不是以正常标准衡量(以日军陆军刑法的尺度，杀人所当至少是长期惩役刑)，而是与方面军所部军法会议审理的其他案件的比较而言。以下我们举数例以为证明。比如第十八师团步兵第五十五联队第二大队大行李鹤□□□案：
第一，在江苏省金山卫城宿营中，11月22日，在舍内当值之际饮酒酩酊，因其职务上怠慢，为同班辎重特务兵桥口繁藏诘难，因此而激怒，突然以所携刺刀突刺同人，因致同人左手负约须三周治疗之刺伤。
第二，在浙江省下泗安宿营中，同年12月7日，约午后6时，在宿舍前庭饮酒酩酊，与同队机关枪弹药小队步兵一等兵平川福藏为细屑小事争执，继而打斗，被告人被上述平川福藏压倒，在场的同僚将两者劝开，两者各自返回宿舍。但同日午后约6时30分，在宿舍前看到前记平川福藏，对前被同人摔倒感到懊恼，俄生杀意，遂拿起靠在附近的大行李监视兵一等兵新保龟吉的三八式步枪走出户外，以该器突然对上述平川福藏开了一枪。因未命中，没有达到杀害的目的。
……
按照法律，被告人的所为第一伤害之点该当刑法第二百四条，以其所定刑中选择惩役刑，第二杀人未遂之点该当同法第二百三条、第一百九十九条，依同法第四十三条前段、第六十九条、第六十八条第三号其所定刑中选择有期惩役，以未遂减轻。依同法第四十五条前段合并两罪。依同法第四十七条、第十条对重伤害罪之刑依法加重，在刑期范围内对被告人根据判文量刑处断。〔112〕
此处之“饮酒酩酊”不再被当作可以原情的理由，而第二项罪状仅仅是未遂，却也要“依法加重”。如果说此案还有开枪和刺伤，第四师团架桥材料中队曹长松□□□的“胁迫上官”罪则仅仅是口头表示：
被告人为本部附曹长，在上海宿营中，目睹同队分队长少尉某屡屡殴打被告人的直接部下本部附下士官兵，怀有不快之念，断定所属队长少佐某对部下疏于管束和监督是起因。于是于昭和12年11月30日午后8时赴队长室，要求同少佐训诫上述少尉。表示战时狂暴的气氛，发生什么事难以预料，并出示所携手枪，显出如若不接受该要求，身边会有不测的危害的气势，以之对上官同少佐胁迫。〔113〕
此案没有任何行动，要求也不可谓不当，“显出”“气势”也是在“如若不接受”的前提下，却与前述鹤某案同样得到二年的惩役。曹、鹤对“被害人”只有轻微伤害和潜在伤害，判罚却比浅某杀人更重，似乎不能自恰，其中实有原则性的理由，即，曹、鹤是对日军自身的伤害。浏览法务部日志，可以看到，这样的判罚是当时的普遍尺度，并非“偶然”。上海派遣军所属第十一师团卫生队第二中队一等兵荒□□□被判刑同样是如此：
第一，(37年)同年9月中旬，日期不详，与所属部队由同省马家宅向地名不详的地点移动之际，对所属第二分队长步兵军曹福冈义雄下达的为了准备宿营而使役的命令不服从。
第二，同年9月末，在同省月浦镇战斗之际，因加给品的酒的分配，对分队长福冈军曹边说着：“干吗要给患者酒?给出勤者才是当然的!军曹怎么样，在战地不是也应该和士兵同样为国尽力么?”右手边拿起三○式刺刀向着同军曹扑去，被偶尔在边上的士兵制止，暴行的目的未能达成。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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