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从军法会议的宽纵可见日军对犯罪并无有效的制度性约束
日军军法和军法系统对军风纪不能说完全没有制约，这点无须否认;但与日本本土的情况不同，这种制约相当有限，也是实情。其中当然有许多原因，如所谓“侵略本性”，“教育”(前述第十二师团古某等三人放火案判决中将“教育程度低下”“受军队教育尚浅”作为原因，国人则相反，以为日军犯罪恰是受“军国主义教育”“毒害”的结果)，宪兵人数有限等机制性因素，以及“战争”本身的原因。对这些原因的讨论，没有扎实的材料根据，难免流于空泛，无助于对历史真相的认识，是故本文不拟一一展开。总的来说，日军侵华的性质，使它不可能让“军法”来限制和削弱它的战斗力，这是个根本的症结所在。在日军的权量中，军法再重，终比不上战斗力。我们在上文曾经提到11月18日日志记录军部会议时提到维护军风纪要面对“牺牲”，这确可说是“决心”的表现，但当天会议谈及此事时其实并不仅于此，小川在当日日记中保留了日志“忽略”的一点重要内容，这一内容与“牺牲”同条而列之于前：
第一线部队另当别论，后方部队应保持军纪。〔91〕
这实在是不能遗漏的大关键，非常值得注意。因为日本两翼论及日军中央对军风纪的告诫(12月28日)，不论是以之证明日军对军风纪问题的“重视”，还是以之证明日军军风纪问题的严重，所指都是12月末南京暴行发生、日本军政高层受到外界压力之后。虽然我们不能将小川所记“另当别论”简单地看作鼓励犯罪，简单地与豁免权划等号，但在12月末之前，第十军——上海派遣军也可以推想——对“第一线部队”应该有过“保持”军风纪可以缓行的明确表示。也就是说，南京的骇人听闻的暴行，除了日军骄兵悍将“个人”的因素，日军“组织”也有推脱不了的责任〔92〕，小川此条证据应是较直接的证据。
因此，从表面上看，日军军法部门对军风纪要求甚严，但实际执行则一由是否合乎日军的利益为准则。所以，在量刑上的轻重失当，到了使律文形同虚设的地步，完全体现不出法的严肃性。像上述吉□□□等的集体屠杀平民二十六人、辻□□杀死三位平民，都免于起诉。即使判了刑，大多也为缓刑。如前述古□□□等三人放火，各惩役一年，都是缓刑二年。而对危害日军的行为，如“侮辱上司”所判都较重。至于对中国人“犯罪”，则更是严惩不贷，如对李△△、周△△(此案一次枪毙六人)、陆△△等案都判处死刑〔93〕。
本节将以日志和日记所见军法会议对日军官兵犯罪的处置，证明日军军风纪败坏确有体制性的原因。
首先，在检察方的犯罪事实陈述中，我们即可以看到对案犯的明显回护。比如许多强奸案的诉状都有“偶尔”之语。如第六师团步兵第二十三联队第二机关枪队一等兵池□□□的强奸：
被告人在松江宿营中，昭和11月28日深夜，见同地北门附近民宅支那人进出可疑，进行搜查。进入某家室内之际，偶尔在寝室看到支那妇人(三十岁)，起了恶心，因此强奸。〔94〕
如第十八师团步兵第五十六联队第十一中队一等兵前□□的强奸：
被告人在湖州宿营中，昭和12月5日午后约3时30分，为找炊事用刀，进入民宅之际，偶尔见支那妇人(三十三岁)，起了恶心，因此强奸。〔95〕
如工兵第十六联队第三中队一等兵上□□□□的强奸：
被告人在湖州宿营中，昭和12年12月12日晨，在下士官指挥下去城外征发粮食之际，偶尔看到躲避于竹林中的支那妇女，将其拉入农家强奸。〔96〕
强奸与走火不同，是自主性非常强的暴行，没有“偶尔”的问题。没有而仍如此落笔，不论是不是案犯的自陈，都反映了检察方无意追究的态度。
不仅强奸，对伤害中国人的其他案件，也都有各种“理由”。如第十八师团步兵第一百十四联队机关枪队一等兵田□□□案：
被告人和所属部队一起在浙江省杭州宿营中，昭和13年2月18日，在杭州市外日本租界附近村落，射击对自己咆哮之狗，因此射伤正好在附近的支那人某之足部。接着顺次进入两间支那人商店，抢夺金圆，射杀二名支那人。又在回宿营地杭州途中胁迫遇到的支那人数名，抢夺所携钱财，并对之开枪，使每个人都受伤。〔97〕
明明故意杀人、伤人、抢劫，却要傅会狗的“咆哮”。假设田某疏于使枪，而“某之足部”又巧之又巧“正好”在狗的边上，那也只和射伤“某之足部”有关，而依上述，“咆哮之狗”似乎成了包括“顺次”抢劫杀人的一切的动因。诉状如此陈述，即使并非经意设计，也是承认了被告人的强词夺理——虽然完全不成其为理由。许多案件中都有类似的“理由”。如前述辻□□的杀人的理由是“泥醉”，这也是当时最常用的理由。这里再举数例为证。第一百一师团步兵第一百四十九联队第十中队一等兵山□□□□强奸案：
被告人和所属部队一起在浙江省杭州宿营中，昭和13年1月6日傍晚，饮酒酩酊。在上湖州城内蹒跚，进入某支那人家，对支那妇人暴行，加以奸淫。〔98〕
第十军野战炮兵厂一等兵小□□□也是一例：
被告人在上海南市野战炮厂工作中，于昭和13年1月18日……午后约3时30分，在上海南市饮酒之后，进入支那民宅，以所携带刺刀逼迫在场的二名支那妇人(三十岁及三十九岁)，进行强奸。〔99〕
第六师团工兵第六联队第十中队一等兵地□□□□杀人强奸：
被告人在上海市宿营中，(一)昭和12年12月14日晚饭之际，饮酒酩酊，到上海南市警备队杂役支那人某宅，以所携步兵枪胁迫、强奸同人妻(二十八岁)。(二)同月17日午饭之际，饮酒酩酊，带领同僚二名，到前记杂役宅，让同僚待于屋外，先用所携带的步兵枪射杀正好在场的丈夫，再强奸同人妻。〔100〕
上述诸案中“饮酒”的理由其实都有一眼可见的破绽，而其为遁词，有些在当时即得到了证明，如地某之案，据陆军司法警察对14日之同案犯藤某(方面军日志谓此日强奸实是三人轮奸)的调查，地某两次强奸，一次是“外出途中”，一次是“外出归途”(且为下午3时)，没有“饮酒”，更没有“酩酊”。这是来自日军内部的证据，无可怀疑。
从大量诉状的诸如此类的“理由”，参以判决结果之轻微，确可见日军军法会议对案犯的自我开脱至少是失于严查的。这里所说的“至少”不是泛指，因为方面军日志著录的第十军部分案例，有以“酒醉”等理由为罪犯开脱的具体实例。如步兵少尉长□□□(方面军日志有些未书被告人所属部队)的判决称：
被告人昭和12年11月26日从北支战线转至上海方面，依其军衔命为所属部队队附，自此在兵站部衣粮厂勤务。昭和13年1月2日夕，与来访的上海在住的同乡西田某等四人饮酒，同日午后约7时被告人与同乡及部下辎重特务二等兵吉田某一起，到上海乍浦路料理店新六三亭事松原ミネ方。在同店二楼一号室痛饮，酩酊大醉，同日午后10时离开同店。因发现自己的手枪忘了带回，返回店内，先让女侍柴田ュキ(五十四岁)寻找，因未见着，自己去前记室内搜索，发现了手枪。由此诘问同女，开了二枪后，又以手枪殴打同女头部，致同女左颅顶中央外侧负约须治疗十日的裂痕。
以上事实证据充分，被告人作为下级军官，处于垂范众人的地位，因此本件发生不能容许，但因其所为出于醉后亢奋，被告人清醒后又痛悔其过犯，而又誓言今后戒酒以挽回名誉，其改悛之情显然，而被害人又恳望宽大处理，是以对本件不予起诉。〔101〕
“醉后亢奋”在此成了“宽大”的重要理由。此案受害人为日本人，愿意维护日军不必意外，其可注意之处是所谓被害人的“恳望”。被害人的要求可作为“宽大”的参考，这点不必置疑。问题是被害人如果没有“恳望”，或“恳望”的不是“宽大”而是严惩，军法会议将如何对待?如果军法会议遵从被害人之意，那我们不妨姑信其真，可白纸黑字留下的却是相反的证明。如工兵第十二联队第一中队一等兵山□□□强奸案，被害人应△△要求“严厉处罚”，方面军军法会议却全然不予理会：
按照法律，被告人的所为该当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条，但被告人的罪行如判文所示完全是偶发的行为，其罪行情可悯谅，是故依刑法第六十六条、第七十一条、第六十八条第三号酌量减刑。〔102〕
被害人“严厉处罚”的“恳望”得到的竟是“情可悯谅”、“酌量减刑”!会不会搞错呢?我们可以将结论暂且押后，先看看其他“恳望”的结果，再下判断。前述第六师团步兵第十三联队一等兵古□□□、川□□□强奸案，被害人李△△向日军司法警官陈述被害经过后要求严惩案犯，她说：
我丈夫12月上旬去亲戚家帮忙，不在家。12月27日半夜，一名在军服外套着支那服的日本兵〔103〕突然进入房间，用支那语说要和自己“性交”〔104〕。我害怕地抱着已睡下的母亲。同人(指古某——引者)硬拉着我的手，将我拉下床，推着我说“走，走”。带入东侧的寝室，硬剥下裤子，我推拒，他就做出要殴打的样子。只能任其所为，同人脱下自己的裤子，不顾被压倒在床上哭着的我，强行奸淫。之后，同人就睡在同室，好象天亮才离开。28日上午8点左右，我抱着孩子在准备早饭，另一位日本兵(指川某——引者)再度进入室内，取过我抱着的孩子，交给母亲，又强拉着我到东侧的寝室。我拒绝，同人拔出短刀，威吓地对准我的胸口，强行剥去我的裤子，和前面说的同样的奸淫。为了今后不再发生这样的暴行，希望对这些士兵严厉处罚。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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