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中心副主任魏唯怀念当时的氛围，“踢门就进太夸张，但杜老的办公室推门就进是没问题的。”
昆百大董事长何道峰更抒情，“平等和自由氛围，像种子植入了我的身体。”1987天夏，北戴河国务院常务会议要讨论粮食问题，重点是粮食价格倒挂（从农民收粮的价格高于供给城里人的价格）导致财政补贴节节攀升情况下如何确定粮食政策走向。农研室要拿一个上会讨论的文件。杜润生让小伙子们先拿个方案，指定由袁崇法、何道峰、戴小京负责找十几个年轻人在十八所讨论。
何道峰还记得汇报时，他们穿着短裤趿着拖鞋就进门了。会议室里坐着主任杜润生、副主任刘堪和几位声名赫赫的老部长。老部长们疑惑地上下打量，杜润生则从容地让他们汇报。最终，表情复杂的老部长们肯定了他们的方案。
流通组组长段应碧是中年一代，回想起年轻人就笑起来：“他们去农村调查，穿个裤衩在人家炕上蹦，鞋也不穿。开大会时，穿个短裤就去讲话了，农民就想，中央来的干部怎么这个样子？”
他们从未问过杜润生为何信任自己。翁永曦偶尔会旁敲侧击：杜主任，这个大活让我们白丁来干合适吗？
“混账话！粮食怎么会过剩？”
九号院是个神奇的院子，当历史更迭到1980年代，北区院落里住进了3位国家领导人。一栋3层灰色办公楼坐落在南区，农研室大多人员就在那儿办公。充满干劲的年轻人无数次走进小楼，研究或是争辩。
偶尔也会看到院子里独自散步的华国锋，赵树凯有时向他问好，他只是点头示意并不说话。有一次，赵的儿子在院里玩耍，华国峰和小朋友说话：你读哪个幼儿园啊，家住哪儿？
蒋中一过去和他握手，叫他华主席。华国锋说，我已经不是华主席了。蒋中一有点尴尬。
“我们还是叫你主席，党内不都是这样叫么？”
“不要叫我华主席了，我不愿你这么叫，就叫华老吧。”
“你在家里都干什么啊？”
“看书呗。”
1976年，华国锋出示了毛泽东一张“你办事，我放心”的纸条，成了接班人。他粉碎“四人帮”，决心追随毛主席的道路，继续捍卫人民公社。但实践论最终取代“两个凡是”，被宣布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随后“包产到户”突破人民公社的边界，成了顺应农民实践的伟大成果。1980年代初，华国锋辞职，一拨老干部也被转移岗位，其中一部分来到农研室。
年轻人再一次惊讶，和自己共事的部级老干部就有二十多位，还有前副总理纪登奎等等。按照某些时期党的标准，他们中的一些人犯过某些时期的“错误”，到几号院也就带着贬黜的意味。但翁永曦说老人们乐于在九号院工作，因为杜润生“包容杂音”，他们总能“畅所欲言，心情舒畅”。
每年秋季，争论就开始了。各组调研归来，拿着自己的成果，提出新的改革方向。联络室也邀请各级官员、研究者参与座谈。老的，少的，保守的，开放的，坐在一起吵上七八天。最激烈的争吵经常发生在农研室老干部和农村发展组的年轻人之间。
在段应碧印象中，发展组年轻人自信，观点新鲜，常毫不客气地打断老人们的表达。
有一次他们和杜润生到中南海汇报粮食问题，拿出数字模型证明一个方案时，中央主要领导人提出反驳，年轻人邓英淘脱口而出：“你们中央想什么呢？我们提的数据是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与反复测算出来的，不是拍脑袋。”领导人马上向年轻人走过来，拍拍他的肩膀，“你们慢慢说，我仔细听。”
走出中南海，张木生以为杜润生会批评他们张狂，却听到他嘿嘿乐：我就是要让你们这些小家伙为我们这些老家伙投石问路。
“小家伙”和老人的那些最激烈的争论如今看来显得可笑——能不能雇工？雇多少算是资本主义？——这些争论往往被拔到生死存亡的高度。另一些争论夹杂着饥荒记忆带来的对粮食的感情。因而，当年轻人论证粮食相对过剩时，老人们强烈抵触：
“混账话！粮食怎么会过剩？”
戴小京描述这些场景时，坐在五星级酒店的餐厅，气氛有些不搭，但他沉浸在往事中。他试着理解老人们的历史。有一次他和联络室主任卢文出差，“老卢讲起战争年代带着队伍在十万大山里行军躲避敌人追击时抓过一个人，审问觉得八成是老乡，但也不排除奸细的可能。可万一是奸细全队就麻烦大了。怎么办？只能杀。队伍继续往前走时就听到后面大喊冤枉，之后几十年都为此而纠结。”这是戴小京第一次认真听老人们的故事，慢慢“脑细胞开始复杂起来”，“看上去很不合理的事也许有其深刻的原因。”
到了美国农业部，他发现自己变成了保守派。看到美国人刷刷两笔画出了供求曲线、理性讲着如何发挥“比较优势”，倏地想起饥饿的童年时代，曾一遍遍数着粮票，到了近乎强迫症的地步。他对他们说，“如果不只饿过一两顿而是持续地饿过一段时间，那记忆是刻骨铭心的。在你们看来粮食供求就是一个曲线，但对挨过几年饿的人可完全不同，在中国讨论粮食政策的时候，那可是直接联系到情感神经的。”
他开始接受——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一个合理的东西必须脚踏实地才能往前走。那些年里，让戴小京触动最大的一个词是“实感”，脚踏实地的感觉。“每次坐到桌上来，先不要说我认为，而应该说我去哪儿了，看到了什么，之后才是看法。”
“这种鬼词只有杜老才能发明出来”
在冲突中找到融合，正是杜润生所要寻求的。段应碧说，杜润生喜欢激烈的争吵，对只有单面意见的座谈会，他会宣布取消。他时常咨询年轻人的看法。如果赞成，他会提反对意见，如果反对，他又说赞成。很多人并不知道他真正态度。
翁永曦很快领悟了杜润生的方法，称之为“反方向推敲”：倾向性极强的一件事情，要做反方向推敲，看看能不能驳倒反对意见。反对意见中有合理成分的，也要提炼出来。这样就能得到各方面最大的接受度。
经过如此反复的调查、交锋、论证、磨合、折中，所有的政策被谨慎规范的语言包装成文件模样，最高层领导几乎不做修改就可拍板。
“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种鬼词只有杜老才能发明出来。”何道峰笑着说。这些语言显示了在体制缝隙开拓空间的努力。尽管将土地所有权和支配权分离，不彻底的改革给往后留下了乱局，但改革似乎总伴随着妥协。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也有一个保存了几十年的细节：
“大包干就大包干，包产到户就包产到户，何必说得那么复杂，又是又统又分，双层经营，又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电梯里，刚出校门的陈锡文问杜润生。杜回答说：“小伙子，你从学校刚出来，可不懂得，在中国有时候一个提法不当，是要掉脑袋的。”
某种程度上，杜润生1955年就体会过这种凶险。那一年，作为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他和部长邓子恢不配合毛泽东过于急切的农村合作化，被斥为“小脚女人”。中央委员会议上，毛宣布邓子恢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所有人包括邓本人都义正词严地谴责邓。这是1949年后以意识形态批判打击不同意见者的最早案例之一。此后，邓子恢饱经折磨死去，杜润生跌入政治生涯谷底，人民公社则浩浩荡荡展开了。
往后，凡对农村经济有不同意见者，都被划入意识形态大牢，施之以专政压迫。在打倒“四人帮”的最初年月里，他们宣称，不满人民公社的，都是“四人帮”罪孽！直到1978年，万里挑战人民公社，华国锋以不容置疑的口吻，严责万里约束百姓不得有超越中央指令的举动。就连杜润生本人，也不得不公开表示反对包产到户。
“作为部门领导，表态总要和中央一致，不仅要讲不可以，还要讲出不准的道理。但心里怎么想是另外一回事，我们几个知道他推进方案有多积极，设法撕开口子。”段应碧说。
改革不够彻底，诸多妥协，但年轻人后来认为，80年代以最低成本突破意识形态，波澜不惊地瓦解了人民公社，是了不起的智慧。他们都记住了杜润生的一句话：“中国的事，不在于你想要干什么，而在于只能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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