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岐山和他的朋友们:神秘9号院走出的改革者(图)

杜润生（图/姜晓明）



王岐山（右二）、王小强（右一）陪同杜润生到农村调查



翁永曦（图/梁辰）

　　“九号院的灵魂是杜润生，九号院的色彩是生龙活虎的年轻人”，九号院的开放、包容、平等，在王岐山和他的朋友们身上留下印记，在特定历史关头，为中国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1990年的一天，西黄城根南街九号的院子里，一个工作组走了进来。他们宣布，决定撤销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一年来，清查组进进出出，另一块牌子“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不久前刚被摘下，九号院的人已接受事实，也就没什么可惊讶的。没人说一句话，各自默默走出会议室。

　　23年后，我们来这里寻找往事，看见围墙高耸，门口警卫荷枪挺立。我们被告知，这是某国家领导人的住处。门侧依然挂着“清代礼王府”的石牌。

　　熟悉院子历史的人说，李自成入京时在这里住过3天。三百多年后，当华国锋在院落边上独自徘徊时，杜润生带着一群老中青正埋头苦干，决心给农民新的命运。这是1982年，九号院立起了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的牌子，取代了两年前刚成立的国家农委。往后7年，九号院就成了农研室的代称。

　　农研室是中央直属咨议机构，5个中央一号文件是它最为人知的成果。尽管“文件”早已无法“治国”，但在1980年代，他们却引领了如火如荼的农村改革。改革漩涡的中心里，年轻人出现了。

　　“那时的青年有伤感的、哀叹的、悲愤的、抗争的，也有批判的，杜老引导着一帮批判的年轻人走向建设……他破格培养，委以重任。”多年沉浮后，曾轰动一时的“最年轻副部长” 翁永曦一语概括：“九号院的灵魂是杜润生，九号院的色彩是生龙活虎的年轻人。”

　　年轻人如今已过天命之年，谈及九号院，都流露出纯真神态。财讯传媒总裁戴小京曾是其中一员，他强调自己只是边缘角色。我问他，“农研室毕竟是官办组织，在1980年代理想主义氛围里，你的身份认同是什么？”

　　“改革者。”他很肯定。

　　“改革者”后来散落各方。2002年，杜润生90岁生日，在曾经起草一号文件的京西宾馆，他们再次相聚。杜润生说：“农村改革靠的是一个团队，我只是这个团队的一个符号。可喜的是，这个团队出了不少人才，但没有出一个腐败分子。”他不会想到，若干年后，团队成员王岐山，还将成为中共打击贪腐的最高领导者。

　　“像三十多年前那样，中国又到了新的十字路口。”一名受访者乐观地认为，反腐反特权预示变化的开始。

　　他们怀念九号院，以及1980年代的改革氛围。

　　历史性的遇合

　　“我们这一代人，自小受到以天下为己任的教育，”翁永曦回忆起三十多年前的改革往事，试图找到一代人的文化基因。

　　1979年，翁永曦31岁，从内蒙古农村调回北京，到农民报当记者。王岐山和翁永曦同龄，从陕西调到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任实习研究员。朱嘉明和黄江南是社科院工经所的研究生。解放全世界的梦想放到了一边，四人经常在一起讨论：中国往何处去？

　　北京像被抛入新的时间轴，到处都在宣扬“思想解放”。青年们从上山下乡的历练中归来，将批判体制的声音贴满民主墙。人大代表的竞选也即将往高校里蔓延。

　　翁永曦喜欢交友，回京不久就在办公室办了沙龙，三五十人挤着讨论，以后几乎每周都聚会。青年们达成共识：要改变产生“四人帮”的土壤，就必须进行一场彻底的政治、经济、社会变革。

　　漩涡之外的农村，农民已经行动起来。就在前一个冬天，当北京的老干部们纷纷沉冤昭雪，一千多公里外，安徽凤阳小岗村的村民冒死包干到户。他们太穷了，20年人民公社，村里人数减半。三年大饥荒，村民十死其三，幸存者四下逃生。1978年，饥肠辘辘的农民仍在到处行乞，夏天又遭遇大旱，肥西县山南区土地干裂，连乌龟都渴死了，鸟儿坠落到地上，小麦种不下去。生产队把田分给农民自己种，没想到一包产到户，干旱的土地竟然获得丰收。1979年夏天，安徽参事郭崇毅来京送山南区经验的材料，可包产到户仍是禁区，即便被称为历史转折点的三中全会，对此也明文禁止。

　　他处处碰壁，直到遇见陈一咨。

　　陈一咨也是1979年从农村回京的青年，在社科院农业经济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他和朋友去民主墙看大字报。在他看来，政治民主缺乏基础，从经济入手则是大方向，中共中央也正呼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呢。

　　改革从何入手？来自山南区的材料让陈一咨似乎看到了线索。他很高兴，把材料交给胡耀邦和朋友邓英淘的父亲邓力群，几个月后到安徽农村调查去了。

　　1980年，陈一咨跑了14个县，调查了3个月。回来后他决定成立研究农村问题的组织，朋友何维凌、邓英淘、王小强、杨勋、江北辰、白若冰、张木生等人很支持，加入筹备。早在1968年秋，20岁的张木生就写万言书提出“包产到户可以增产”，招致牢狱之灾。如今，年轻人重新探索改革路径，从计划经济体系中最薄弱的农村入手。

　　1979年，在西黄城根南街九号院，新上任的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杜润生也在寻找新的历史机遇。这是他自1955年被打为“右倾分子”后的首次复出，有人劝他紧跟党中央，吸取邓子恢的教训。

　　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国家农委主任王任重还在谈集体经济的好处，但敏感的人从语气中揣摩出形势的微妙变化：一年前三中全会规定的“不许包产到户”，已在这年9月改为“不要包产到户”。

　　杜润生找到胡耀邦，让其将“不要”改为“准许”，胡耀邦要他等待时机。5个月后，胡耀邦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支持包产到户的万里接替王任重主管农业。不久华国锋辞职，邓小平开始赞扬包产到户及大包干。

　　杜润生没想到，各省市区座谈会上，多数与会者并不赞同。在争论、妥协之中，75号文件诞生了：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

　　表面看来，包干到户是包产到户程序的简化，“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然而一旦实施，不仅农民将逐步拥有私产，分配及核算也不必通过生产队了，这意味着生产队及人民公社将名存实亡，以此为根基的计划经济也将动摇。老同志们痛心疾首，拉着杜润生：“包产到户，关系晚节！”另一些人更为愤怒：“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在改革的关口，杜润生和支持他的新领导人，需要绕过守旧势力的高墙，寻找更多支持者。就这样，开放的高层和民间的改革青年注定相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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