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韩国、台湾地区，他们先是专制或威权政府，搞市场经济化后搞社会市场，最后水到渠成，中国只能走这个路。”小到社区维权，大到扶贫基金会改革，何道峰习惯了用宏大的历史视野去审视。他逐渐否定了时髦的“顶层设计”，即便是九号院时代的改革模式，他也认为已经结束了，“不会再回到那个路线了，我也已经翻过那一页。”
伴随着80年代的落幕，政治权威也开始消散，中央与地方、城市与农村、部门与部门，各自计算、各自追逐，中国政治的逻辑悄然改变，“文件治国”再无可能，改革的图景等待着重新书写。
“现在，上级精神对于我们不再重要，除非这是个直接给钱的精神。如果不能增加乡镇收入，上级无论什么新精神，对于我来说都是白费精神。”去基层调研时，有乡镇党委书记直截了当地告诉赵树凯。他发现，“许多政策文件，上级怎么写，下级怎么写，如法炮制，层层转发，转发完了往往一了百了。”
复杂和坚硬的利益格局下，没有人具有统揽一切的权威与智慧。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变革的契机并不在庙堂，它只能从社会的肌理中缓慢生长——社会组织、市场化媒体，也许正是这肌理的一脉。
“哥几个别把藕给忘了”
戴小京如今是联办常务干事，财讯传媒集团总裁。1992年以来联办陆续创办了《证券市场周刊》、《财经》等二十多本杂志。 2012年12月6日，《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决心实名举报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他发出微博后，很快收到戴小京短信，“昌平啊：务必克制啊！”平时被认为镇定、气场强大的戴小京，少见地使用了两个“啊”。罗昌平意识到：这一次他真的有些急了。
第二天，两人约在公司附近吃午饭，戴小京问了举报的来龙去脉。“很难想象，换一家机构我会遭遇什么样的下场。这种宽容既看到了杜老魅力的影子，也更多源于他们大风大雨的经历。”罗昌平在回忆文章《打铁记》中说。
《财经》杂志曾经遭遇的风浪，也许让罗昌平对戴小京的反应早有判断。
“你没有压过稿子吗？”我问戴小京。
“怎么可能没有过，我再怎么跟你保证我们不干涉，你也不能全信。但是反过来说，我们如果真是天天干涉，能有这个杂志吗？一年到头，不会超过一两次。今年以来肯定是零。不定期的，我们会开个会说，大家得悠着点，注意建设性。如果我要说什么，会在事后。通常不是政治原因，而是新闻操作的规范问题。”
接受现实，诚恳地面对存在的合理性，戴小京的回答暗暗地吻合着九号院时代的行事风格。自认为是“改革者”的他，对于隐蔽的风险很敏感，运用着“界限的艺术”，既保全自己又能有所作为。当然，他会倾向于表达“杂志只是一个生意”，有时又难掩骄傲，“《财经》杂志还是挺有影响吧，在改革问题上这本杂志是有使命感的。”
关于“界限”，他每天都与之共处。每天早晨醒来，九号院的那个自己就跟着苏醒，很自然地“关心起13亿人的事”，很快又告诉自己——“还是先关心关心公司1300名员工的事吧！”
“我不想要特别硬，我想的是橡胶那样子，不软不硬，所以才能在金属和石头之间起个缓冲作用。越是多元化的社会，越是高速变迁的社会，越需要这种缓冲。首先你得存在，你自己都不生存了，你有什么意义？”戴小京说，“杂志是个平台，也是个船，大家还得待在上头，理想主义最后也得扎根于现实。都说莲花出淤泥而不染，那是因为有个藕在底下，哥几个别把藕给忘了。”
看似远离了政治的场域，细究之下，是在培养公民社会空间，仍与政治互动。不过，中国扶贫基金会的转型路径少有复制者，《财经》的存在也被称作一个奇迹——这既证明了开拓价值，也显示了变革之难。
这样的路径，似乎也是杜润生所期盼的，95岁时他曾说，他最希望看到两件事，一件是土地确权，一件是成立农会。
早在80年代，杜润生就曾向邓小平建议成立农会。邓小平说，共产党代表农民利益；杜润生又解释，党代表农民利益，也代表政府利益，农民利益和政府利益有时矛盾；“好，那就看一看，3年后再说。”邓小平回答。
一等已过30年。
王岐山的九号院风格
7月18日，北京紫竹桥附近的酒店里，九号院的老同事聚在一起，庆祝杜润生101岁生日。投影中的杜老像个孩子，摆弄拐杖，拿反了手机，拢着耳朵做出听不清的姿势。
温家宝、王岐山、陈锡文、发改委副主任杜鹰等人到医院去看望，俯下身听老人家讲话，屏幕上出现哪位老同事的身影，现场就轻唤一声他的名字，“毅夫”、“锡文”、“岐山”……去年，王岐山自己开着车来参加杜老的生日会，“我是中午逃出来了，因为实在想见见你们，1点钟必须得走。”
他们都说，王岐山始终保持着九号院的风格。
“他从不听套话，有事说事。5句话能说清楚的就用5句话。你要说50句，还没到正事，你就不要说了，他不听。就是这种风格。”王岐山任北京市长时，蒋中一去办公室看他。王岐山说，有些人不适应，对他有意见。“我不改，我没有那么多时间来给他们扯这些事，留下时间我还不如多看几本书。”
“语言系统、办事风格，跟已经形成的官僚系统不一样，”蒋中一说，“但他尊重这个规则，他知道多年形成，破不了。”
九号院的开放、包容、平等，无可避免地在走出的人的身上留下印记，既是个性的、思维的，也是感情的。一位受访者见证过这样一场景：90年代末一次会议中，周其仁发表了观点，领导不悦，说他们无非是杜润生的徒子徒孙。周回应，怎么着？我就愿意当徒子徒孙。
杜润生的“徒子徒孙”已然散落四处，九号院的故事也显得遥远，人们回忆它、总结它，总是带着期望，似乎其中蕴含着某种可能。
在北京东三环附近的一间办公室里，翁永曦决定对我们说些什么。当年成了最年轻副部长，羡慕与仇恨夹杂着污名不断袭来，他被迫离开体制，下海经商，如今是一家公司的董事长。
他仍然保持着热情，像三十多年前那样，时常下去调查研究。他递给我们名片，正面是名字，背面是电话和邮箱，没有企业名称，没有职务和头衔，只印着握手图案。他说，结识新朋友，不忘老朋友，永远是朋友。我是良民翁永曦。
采访到最后，翁永曦找来一段文字，要读给我们听。那是有记者提到“农民不能恢复成立农会，很难抵制权力侵害”时，杜润生回应的话。
翁永曦站起来，右手拿着文章，背后的灯光随着他身体晃动，有点儿刺眼。他大声地、一字一句地读了起来：
“林肯在签署《解放黑奴宣言》以后，有人问他，你怎么敢将成千上万的黑奴从奴圈里面解放出来，你怎么敢，你不怕天下大乱？林肯很平静地回答说，政治家做很多事情，需要的仅仅是勇气而已，可怕的是对不确定性的恐惧。”
（感谢段应碧、姚监复、郭书田、魏唯、翁永曦、赵树凯、袁崇法、戴小京、何道峰、蒋中一、张木生、王振耀接受采访及提供的大力帮助。部分内容参考孙方明《潮聚潮散》、余展高文斌《我所认识的杜润生》、杜润生《杜润生自述》、凌志军《1978历史不再徘徊》、赵树凯《农民的政治》、《农民的新命》、柳红《八〇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及《财经》杂志、《经济观察报》、《南方周末》的相关报道，特此致谢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
SinoCa.COM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