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英语培训班
我在国内是考了雅思的，托福也考过——以备万一上学之用，虽然不是很牛的满分，600分还是有的。
我还在原来单位的外事办当过几天翻译，接待过老外，包括说话时舌头好像老也伸不直的印度佬，还有从伦敦郊区来的操着浓重乡村口音的英国佬。
做翻译是要有水平的，对我来说，这个还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你得能猜，要镇静，不能慌，反正我的领导不懂英语，外国佬又不懂中文，全凭我说了，当然不能胡说八道，起码逻辑要讲的通。
最烦的是那个会一点中文的英国老头，讲话时很喜欢冒出几个蹩脚的汉字，自以为很得意，整的我不仅要猜他的英语还得猜他的汉语。
我这个老革命到多伦多遇到了新的挑战。
上刘家里吃饭，他老婆跟我说，到她家要转一次车，不用另外买票，但要记得跟第一辆车上的司机要票，我说，
“哦，PLEASE GIVE ME A TICKET。”
她说不是，
“TRANSFER, PLEASE。”
见我满脸狐疑，刘解释说，公车司机是不给TICKET的，警察给TICKET，可那个TICKET一个TOONIE(两块的硬币)是绝对搞不定的。
TRANSFER在加拿大就是公车票，很有意思。
我的听力还可以，简单的英语我连蒙带猜的也能懂个八九不离十，要命的是口语，自己不会表达。
那次上刘家里吃饭车就坐过了头，一直到了终点站SCARBOROUGH的TOWN CENTER，路上一直没敢问。
算了，不着急工作挣钱，先熟悉熟悉环境吧。
去给自己的英语做了一个测试，我四级，我老婆三级。
带上孩子一起去读LINC班，就是劳伦斯大街上的那个。
LINC班里有各色人等，我们班上除了两个东欧人，其他都是说普通话的，有一个学友词汇量相当的丰富，后来听说他的GRE原来考了2000多分，申请了奖学金，过完暑假就要去读书了。
不过这老兄和我们一样学的一口流利的哑巴英语，连说带比划也很难让我们漂亮的波兰裔女老师明白他的意思。
在国内新东方读书的时候，俞敏洪老师有一次跟我们说，
“美国人抱怨我的学生只会考试，不会说话，我告诉他们，我的学生不会说英语是因为他们生活在中国，要是他们到了美国三个月后还不会说英语，他们美国人说的就不是英语。”
我当时的理解是，到了美国，加拿大，英语单词自然而然的就会从嘴里冒出来，挡都挡不住，看到LINC班里那些学长，我有点担心了，他们有些已经在那里快两年了。
俞敏洪的话放在孩子身上是适用的，上了两个月的LINC班，进步最大的是我5岁的女儿，从刚开始不肯进那个BABY SITTING ROOM到能听懂阿姨讲话，然后是看懂动画片DORA THE EXPLORER，兴奋的在沙发上跳来跳去，偶尔还冒出几个西班牙单词，为暑假后的KINDERGARTEN打下了基础。
我虽然没有什么长进，不过结识了不少朋友，有国内基础很好的工程师，医生，大学教授，还有没学过几天英语的家庭主妇，比如我老婆;我们彼此在和对方的比较中寻找心理上的平衡;有几个男同胞，上完课，还要背着书包去面包厂上班——很有养家的责任心。
特别羡慕那些有工作的本地人，LINC班的老师包括我女儿的BABY SITTER都有17块/小时，还有那个公车司机，听说也有17块，每天坐他的车，每天把我们扔在路边去TIM HORTONS买他的咖啡，雷打不动。
除了女儿的牛奶金，我们家的钱都是人民币换来的，我那时总喜欢把价钱乘以六往人民币上靠，这一靠发现，加拿大的东西贵的让人心疼。
我们在国内时，早饭和中午饭一般都在外边吃，周末是饭店里的常客——客户总要请的，隔三差五的请老婆孩子吃顿饭老板说就用公司的卡付了吧。
来加拿大后的头两个月，饭店的门都没敢靠近过，那次女儿嚷着要吃麦当劳，我也是只给她买了一份，我自己和老婆一旁袖手旁观。
从报纸上看到SHEPPARD AVENUE上一家幼儿园夏天招PART TIME的义工，为了积累加拿大工作经验，老婆决定去试一试。
从STEELS到SHEPPARD就两站路，一家三口7块钱的公交票换成人民币就是40块，比国内的出租车还要贵，我们决定散步过去。
没想到，这一散就散了将近一个半小时，到后来女儿累的实在走不动，只好抱着，天有不测风云的是刚巧被教会的一个朋友碰上了。
他说，再苦不能苦孩子。
他说的没错，两个月后LINC班放暑假，我决定过完暑假，不再回去了，我们不能一家三口只靠女儿三百块一个月的牛奶金过日子。
英语好不好那是胡扯淡，钱是第一需要。
六、LINC班
男人去打工了，剩下LINC班里上课的大都是女生。
年长的比如我们的老师，年轻的比如我老婆，再小的小女生比如我五岁的女儿还有一个和她同岁的小女孩——她们在LINC班的DAYCARE。
我是为数不多的男生中的一个，刚来加拿大，还比较青涩。
这样说有人会想到那个成语“众星捧月”，其实我长得并不胖，更像是一弯残月淹没在众多的星星之中——星星们才是主角，常听见的是她们的笑声。
在我的印象中，外国的女人是不吃中饭的，她们吃的很简单，也就是两根手指头大的胡萝卜，几片黄瓜，两个鹌鹑蛋大小的西红柿，奢侈一点的会带上两块饼干，不像我们有米饭炒菜，炸酱面，还有肉包子，大饼，韭菜饺子之类的。
我的老师兼校长是个波兰裔的金发美女，名字叫瓦妮莎，虽然半老徐娘了，却依然风韵十足。
瓦妮莎天性幽默，有一点点口音，爱开玩笑，每天穿不同的裙子，戴不同的项链，脸上总是挂着灿烂的笑容，她不总是站着，有时会坐在桌子上——有点随意。
课堂上讲的多的是加拿大的地理知识，历史，还有政治，风俗，读一读当天的报纸，有时也会放上一段从CBC或是CTV上录下来的新闻。
我有一次带了一个FM的收音机到课堂上，是我花了两块加币从DOLLAR店买的，不用说大家都知道这个是MADE IN CHINA的。
瓦妮莎对那个我们看来司空见惯的东西很感兴趣(国内地摊上多了去了)，尤其是价钱，先是吃惊，然后就上升到了另一个高度——倾销，说是中国这样做会破坏加拿大的经济。
立马就有同胞们站出来表示反对。
我觉得瓦妮莎这次有点小题大做了，我也根本不觉得花两块钱买那个破玩意是捡了便宜，我知道过不了几天一个耳机就会坏掉，然后另一个也会坏掉，收音机外面的涂层也会很快脱掉。
在国内，我是不会去买这个东西的，那是外地民工和孩子们的玩具。
用政治经济学的原理来解释，那个收音机的材料费是可以忽略的，决定它的成本的是工人的工资，加拿大工人的最低工资是8.5块一小时，换成人民币就是差不多50块。
有谁在国内见过乡下来的民工一天能赚50块的吗?
在国内的时候，我的领导常跟我说，干部要懂得奉献，这话放在民工身上，就是说活要干，到了年底，工资是可以不给你的。
我们有一句老话叫，闲着也闲着。
这就好比是大家都做小姐，区别还是有的，
你们一天接两个客人，我们可以接五个;
你们上了班回家睡你们的席梦思，我们可以住在单位里;
你们赚了钱下馆子，我们可以每天方便面;
这样我们的单位成本就会比你们低，价钱也会低。
我们从来不罢老板的工，两败俱伤的事我们不做，老板多拿点我们能理解，他可以集中力量干大事。
我们老板以前也参加国际会议，现在不一样了，自从兜里有了钱，他说话的声音都变了，我们也觉得脸上有光彩。
还有就是，你们怕客人不干净，让他们下边戴面具，我们不是不怕污染，可我们不想吓跑客人;
我们老板就说了，不能前怕狼后怕虎的，胆子要再大一点，步子要再快一点，得了病可以回头治，机会稍纵即逝，首要的任务是先把钱赚到手，要抓住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完成从量到质的转变，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我们还有一句话就是，“我们是你们的掘墓人。”
当然这个秘密我是不能告诉瓦妮莎的，这些个老外脑子都很简单，没什么心眼儿，说了白说，况且这个和LINC班也没什么关系。
我们的老师后来带我们参观过多伦多的DOWN TOWN——温习了小时候的牵着手过马路;
我们也去过那个靠近DOWN TOWN的养有家畜的，外带一个小池塘的什么庄园。
这个对他们来说就是古迹了，却只能叫我哂笑三声，我唯一觉得有点看头的是那些马——真他娘的够大的，我从来没见过这么高的马，我这个一米七十几的汉子站在那儿也只是和它们的脊背一样高。
我们也乘过渡船，参观过多伦多的中央岛，在喷泉下照过合影，我老婆她们班的老师提前溜号把她们丢在岛上，回来后被瓦妮莎很严肃的批评了一顿。
学期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全体师生自带食物，在多伦多一个很古老的PARK里举行了一个大联欢，在我家的电脑里至今还保存着那天拍的照片，那个PARK的名字却是记不起来了。
多伦多有名字的PARK也太多了。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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