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我们不明白事件为什么会如此，因为现代飞机上应该有很多不同的通讯方式，一架波音777究竟怎么会突然失去所有联系呢？
约翰·葛戈利亚：没有人能够明白。因为这架飞机至少有五个电力系统来给无线电、导航系统和卫星通讯系统供电，飞机上有太多的电子设备，我们也不明白这怎么可能发生，真的是不懂。
在通讯方面，机组人员与地面的控制台可以通过两种形式进行联系，一是无线电语音指令，二是通过飞机的各种自动发射系统，后者包括雷达收发装置，它传送有关飞机的信息比如飞行高度等，可以显示在控制台的监视器上。机组还可以通过特定的无线电波段和他们的航空公司建立联系，他们起码有一两种类似这样的方式，作为和地面联系的后备方案。
在没有发出任何警报的情况下，这么多的联系方式突然都中断了，这表明飞机发生了灾难性的事故，飞行员来不及用任何一种方式与地面进行联系。像波音777这样先进的飞机，飞行员有很多方式可以和地面联系，比如，如果发生劫机，它会通过雷达信号向地面发出特定的代码，其他的问题发生的时候也是类似的。
中国新闻周刊：你能不能想象和推测一下，飞机到底遇到怎样的灾难性事故？能想象到任何的可能性吗？那里发生了什么？
约翰·葛戈利亚：我和很多人交流过，都是在这方面有经验的人，我们探讨了几种会引起问题的可能，但是都没有道理。如果你逐个推敲可能发生的情况，你会觉得都不合理。那里发生了一些非同寻常的事。其中一个可能是飞机突然解体了，也许是人为的侵袭所致，也就是遇到了劫机。媒体分析了很多关于劫机和恐怖袭击的情形，当然这是一种可能。
中国新闻周刊：有一个关于搜寻的问题。目前的搜寻地集中在南海海域附近，形成了一个有多国参与的搜救行动。我想知道，根据你的经验，来自不同国家的这么多船只、飞机参与搜救行动，是怎么指挥协调的？不同国家在搜救工作中如何互相配合？
约翰·葛戈利亚：这些参与搜救的国家中，很多都派出了军队，军方很熟悉在指挥与控制的环境下工作。这里有两件事，首先会有专门负责协调指挥的军事人员；另外，这些国家也会与联合国商讨如何来运作飞机坠毁的搜救与调查工作。
谁来主导呢？是马来西亚在主导并指挥来自所有国家的人员的行动。当然，马来西亚也可以将主导权交给别人，现在我不清楚他们是不是已经这样做了，但是他们是被允许这样做的。如果大家合作，一起来做正确的事情，特别是军队之间有协作，一般都能完成好这样的任务。
中国新闻周刊： 我想，波音777是一种很大的机型，作为一个很大的目标，为什么搜寻起来这么艰难？
约翰·葛戈利亚： 这是所有人都在问的，我们也在问这个问题。一架这么大的飞机到底怎么会无影无踪呢？当然，搜寻的地区主要是在越南，我们甚至不清楚这里的雷达有多好，是现代的雷达，还是旧型雷达呢？什么答案也没有。
这就是过去那么久的时间，仍未能发现这架飞机或其残骸的原因。要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地方并没有雷达覆盖，其中海上的雷达分布就非常稀疏，原因是在海洋里面无处安置雷达设施。在民用航空中，不提供使用天基雷达。
如果这架飞机坠毁在南海中，机上的各种紧急信号发射器都会发出信号，但是这些信号的频率在水中的传播不如在空气中的传播。黑匣子发出的声波信号在水里的传播比较好，但是相对于面积非常大的南海来说，它传播的距离仍是有限的。
目前设定的搜索区域是在海洋里，对于海洋的搜索要比陆地地区更加困难。因为陆地上可能能看得见东西。而在海里需要特殊装备来寻找，所以在水上要难得多，也更昂贵。
中国新闻周刊： 在目前的搜索行动所涉及的地区，其地理和地形上有什么特点？
约翰·葛戈利亚： 海面比较浅似乎是一个好事，但是它所带来的最大的问题是附近有很多岛屿和陆地，而那里却没有多少人。飞机可能已经着陆并且耗尽燃料，只是我们还没有细细地寻找过，我认为，搜寻区域很快就会扩展至更多的陆地。
3月8日凌晨6点多，马来裔华人翟乐和丈夫早早起床，驱车前往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准备迎接前来探访的友人；住在北京石景山的章军还在睡梦中，只是隐隐约约记得自己的姐姐即将今天回国；600余公里外的山东日照，刘燕一家人也正等着弟弟刘明的归来。
他们都没预料到的是，几个小时之后，他们共同卷入一场最漫长的等待
本刊记者/徐天 闵杰 杨迪 周瑶 王臣
一个不好的预感，突然爬上心头。章军（化名）开始说不出的慌张。
本来是很日常的一顿早餐。章军素来有晚起的习惯，3月8日是周末，他9点左右才起床，然后边吃早饭边看电视新闻。
他突然发现各个新闻台都在播出有关一架从吉隆坡飞往北京的马来西亚航空公司飞机失联的消息：“马来西亚航空8日发表声明称，该公司一架从吉隆坡飞往北京的航班，在当天凌晨时失去了联络，航班载有239人，原定于8日早上6点30分抵达北京。有最新的消息，我们将随时为大家播报。”
这条新闻立刻抓住了章军的心，因为他的太太在一边嘀咕道：姐姐好像也是今天从吉隆坡回北京啊！
章军62岁的姐姐章丽（化名）前些日子和朋友去马来西亚旅行。章丽一个人在北京居住，女儿移民美国，章军是她在国内唯一的直系亲属。
不过，章军夫妇都不知道姐姐的回程航班号。“我们是五六十年代长大的人，家人之间的联系不是那么紧密，互相也知道对方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安全，我甚至都不知道她什么时候走的。她在走之前只是跟我太太打了个电话。”章军解释说。
他猛地推开了一把桌子，站了起来，来回踱步。他本能地希望姐姐不在这个航班上，这个事情不要和他们家有任何关系。但他又不自觉地掏出手机，开始给姐姐打电话。
一遍又一遍，姐姐的电话无法接通，章军的心不断下沉。“我当时就像掩耳盗铃。我害怕，不想看新闻。但是又不想错过消息，所以就让我太太关注，但我什么都不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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