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药"吃出一生机缘
李英1939年生于江苏常熟，六岁时得过脑膜炎。当时，父亲请来一名老中医给她看病，发现她僵直的小身子已变得硬梆梆，连忙说：赶快请西医，可能还有救。于是，西医来了，开了新上市的磺胺药。好在当时常熟有卖，李英逃过一劫。
九岁时，李英又染上伤寒，在床上躺了一个月，不能吃东西，靠中医调理，才慢慢地好起来。
李英据此认定，是药救了自己两次生命，所以自己长大以后也要研制更多的药，救治更多的人。
与化学结缘，对李英来说，纯粹是个巧合。1956年，李英高中毕业参加高考，由于不愿离家太远，就与几个同学一起报考了离家较近、位于上海的华东化工学院，最终如愿考取，并如愿选择了制药专业。
在大学5年间，李英学习刻苦，成绩优异。1961年毕业时，被保送到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读研究生，毕业后留所工作。
1966 年"文革"开始了，科研单位的工作受到冲击和影响，科研人员被批为"修正主义苗子"。但李英是幸运的。"五二三"于1967年立项后，李英就成为其中一个项目的研究人员。"当时，‘文革'对我们承担的‘秘密军事任务'干扰不多，因为国家为我们提供了特殊的工作环境和条件。很多人说‘文革'浪费了他们十年时间，但是对像我这样承担‘五二三'任务的人来说，并不是这样。‘文革'结束后不久，我们的研究成果也已经出来了。能够比较顺利及时地完成了党和国家交给的任务，我很欣慰。"对"五二三"在"文革"期间给自己带来的便利，李英一脸的满足和感激。
人潮渐去后的坚守
自从将青蒿素分子结构进行改造并合成蒿甲醚后，李英深深地迷恋上了青蒿素。因此，在"五二三"项目中断后，青蒿素研究已人潮渐去，但李英至今仍在继续致力于青蒿素衍生物的研究与开发，续写她与青蒿素的故事。
近些年，李英经过大量实验研究，发现青蒿素类化合物还有其他医疗用途。因此，她非常关心自己的发现，能否被人关注跟踪，能否在临床上得到验证。
李英合成的蒿甲醚，在1987年被批准为抗疟药后，1996年又被批准为血吸虫预防药。尽管如此，李英带领她的研究组，仍然继续合成新的青蒿素类化合物。她和同事发现，这类化合物除了能治疗寄生虫病外，还有免疫抑制的作用，有望用于红斑狼疮、类风湿等的治疗。最近，在研究青蒿素类化合物抗肿瘤活性方面，李英又有了新的进展。
"青蒿在我国许多地方都能生长，可以说每一年都可以大量地采集提取。这些都是上天赐给我们的，我们应该好好利用起来。青蒿素这个分子本身也很特别，我觉得它就像一个取之不尽的矿，别人开采到一定程度就走了，而我就一直在这个矿里继续挖掘，期望它能有深一层的利用价值。"
在李英的办公室里，到处都是可供查阅的资料和书籍。李英对记者解释说，她最近正在编写一本科技专著，书名是《青蒿素研究》，目的是比较完整地再现抗疟新药研究的各个环节，介绍近年来青蒿素各方面的研究进展。李英几乎倾尽一生心力研究青蒿素，现在她要把青蒿素的成长史告诉人们。
问：青蒿素的发明取得了巨大成功，您说那是集体的成果。那么，您怎么看待集体科研成果中个人的价值？
答：当年为了研究"五二三"，我们大家的精神状态都特别好，感觉这是党、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后来成果出来以后，知道能挽救这么多人的生命，又多了一分自豪感。
在青蒿素类抗疟药的发明过程中，个人作用虽然不可缺少，但没有必要去特别强调。我读书时家庭经济比较困难，上大学不但是公费，每个月国家还发给我12.5元的伙食费，国家培养了我，我回报国家是份内之事。
问：个人荣誉，您难道真的一点都不在意？
答：开始研究"五二三"项目的时候，大家都是一头扎进研究里，无暇去想什么个人荣誉。集体合作少了哪一环都不行，成果自然不能归结在一个人的身上。非要把集体的贡献、作用变成自己一个人的，那是有违历史事实的。
问：最近，复方蒿甲醚与杂交水稻、汉字激光照排和人工合成牛胰岛素，同列为中国当代"新四大发明"，对此您怎么看？
答：对"新四大发明"，我还是刚听说。社会对这些科学成果的关注，一定程度上能唤起国人对原创发明的热情。复方蒿甲醚能被评上，说明社会在进步发展，有人看到了我们为研制青蒿素类抗疟药做出的努力。现在，社会上还有很多人认为，给科研项目投钱，就像硬币扔到水里，连个响声都没有。这是一种浮躁，太现实了。很多科研项目没有成功，科研人员也就默默无闻。即便有的人成功了，为国家做出了贡献，但他们先前付出的心血和汗水，人们知道的并不多；有的科研人员在实验室做了一辈子研究试验，最后还是没有做出什么惊动天下的发明创造。而这种付出和结局，社会几乎是永远看不见的。
问：香港科技大学化学研究员理查德海恩斯教授说，发明青蒿素类抗疟药的人，应该被授予诺贝尔奖。但因为受益人难以确定，所以很难选择出谁具有被提名的资格。您怎么看待这些问题？
答：青蒿素类抗疟药是一个很多人经过多年艰苦奋斗取得的世界级医药成果。2004年初，泰国国王颁发2003年度"玛希顿亲王奖"时，我也去了。与以往只奖励个人的惯例不同，这次的颁奖对象就是中国青蒿素类抗疟药研究集体。作为一个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的人，我认为个人能否获奖、获得哪种奖项，并不重要。最为关键的是，只要青蒿素类抗疟药能为国家带来荣誉，带来财富，能够为世界民众尤其是穷人抵御疟疾，维护健康，这就已经足够了。
尽管有了"特效药"奎宁，疟疾仍是越战期间的最大"杀手"
周义清，让世界尊重中国原创
首创青蒿素类复方药，开创国药获得国际专利先例
不久前，广东省发明协会和搜狐网共同举办了一个中国当代"新四大发明"的评选活动，在建国以来数十项重大科技成果中，"复方蒿甲醚"爆冷入选。
听到这个消息后，远在北京的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研究员周义清，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作为复方蒿甲醚的主要发明人之一，为了这小小的药片，他和同事们付出了很多，有的人甚至是整整一生。
越南战场上的无形杀手
2月11日是星期天，在北京市京城大厦的一间办公室里，78岁的周义清接受了记者的采访。稀疏的银发，清瘦的面孔，温和的眼神......在周义清身上，岁月的沧桑和风雨，似乎不着痕迹。
时间倒退40年。上世纪60年代，周义清是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的副所长。当时越南战争正在升级，美越双方伤亡人数不断攀升。经过中央军委的周密部署，周义清和其他专家奔赴越南战场，考察军备工作。
这并不是周义清第一次上战场。1929年出生在山东威海农村的周义清，16岁就参了军，在部队当卫生员，解放战争时经常出没在枪林弹雨中。
在越南战场上，周义清看到：最可怕的不是美军的狂轰滥炸，而是疟疾这个无形杀手。交战双方因为疟疾死亡的人数，一度占到伤亡总数的九成。唐代诗人白居易曾有一首写疟疾流行的诗："闻道云南有泸水，椒花落时瘴烟起，大军徙涉水如汤，未过十人二三死。"周义清深感此诗不虚。
当时中国南方各地，疟疾泛滥成灾。周义清经过广西时，正值丰收季节，金灿灿的稻子长在田里，很少有人收割，却常看到抬着担架抢救病人的医护人员，死了亲人嚎啕大哭的老百姓。问当地人：这里的疟疾怎么这么多？得到的回答是：哦，吃芭蕉吃的。
当周义清等人在越南战场的炮火和瘴气中穿梭时，他们没有想到，当时的越共总书记胡志明会请求毛主席帮助研制抗疟药。回国后，周义清和专家们给中央写了考察报告。不久，国家启动了"五二三"项目。"因为‘五二三'既是一个科研任务，又是一个军事任务，还是一个政治任务，能够参加这个项目，进行科学研究，我感到无上光荣，别人都去闹‘革命'，我们就坚持促生产。"周义清这样回忆当年的情景。
在那个狂热的年代，很多科研人员白天受批斗，晚上搞科研。周义清后来的研究伙伴刘光裕、宁殿玺等人，也都曾去过海南、云南等疟疾流行地区做研究，而且一去就是三四个月甚至半年，尽管住在破烂的牛棚，任凭蚊虫肆虐，但始终没有放弃科研。
1976 年，周义清参加了到柬埔寨协助防治疟疾的考察团，在疟疾高度流行区工作了半年。他先后6次感染疟疾，每次徘徊在死亡边缘时，唯一鼓舞他的就是："我还不能死，我还没有完成党和国家交给的任务。"半年后，周义清等人完成了对疟疾流行情况的防治考察和青蒿素等新药的试用工作。
"那个年代大家不计较名利，都是全心全意地奉献。"周义清感慨道，几十年过去了，当年"五二三"项目的老同志，每年都要自发组织聚会。不管现在有多少的争议和分歧，提到当年为了理想齐心协力的岁月，如今头发花白、满脸皱纹的老友们，都忍不住热泪纵横。
抓阄吃药试剂量
上世纪70年代初，周义清的同事邓蓉仙、滕翕和等人，经过10多年艰难研究，开发了一个新化学结构药--本芴醇，后获国家发明一等奖。这是迄今我国新药的最高发明奖项。周义清为同事取得的成绩骄傲，同时又在思考：抗药性是疟疾防治中最怕触及的"软肋"，不管是青蒿素和衍生物蒿甲醚，还是本芴醇，都将面临这个问题。
未雨绸缪，周义清、滕翕和等人成立研究小组，在早期援外应急药的基础上，开始了青蒿素及其衍生物与其他抗疟药组成复方的先期研究。
1981 年，世界卫生组织在北京召开青蒿素及其衍生物的学术讨论会。周义清所在研究小组的同事们也参加了这个会议，在会上他们提出组成复方研究的想法，希望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支持，不料遭遇一盆冷水："你们没有研究复方药物的条件和能力"。周义清听后很不服气："当初那么艰苦的条件，我们都做出了成果。现在条件好了，反而做不出来了么？！"
后来，国家青蒿素指导委员会及时给周义清和他的研究小组提供了1.5万元的经费支持，在那里工作的老战友周克鼎还拍着他的肩膀说："好好做，我们对这个项目有信心。"周义清很感动。回到实验室后，他和同事共同攻关，选出蒿甲醚与本芴醇作为研究课题。
实验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当时我国疟疾防治已取得很大成效，肆虐多年的疟原虫已掀不起大风大浪。越南战场的硝烟也已散尽，抗疟药物不再是紧急军备用品。周义清他们的研究不再是当时的主流方向。与周义清搭档的滕翕和年事已高，主要工作都要由周义清来做。
实验在宁殿玺负责的研究室中进行。宁殿玺比周义清小十多岁，大学刚毕业就参加了"五二三"项目，一直在做抗疟药研究。整个研究室只有9人，周义清最初只有一个助手。宁殿玺看到这种状况，主动帮助周义清做试验，处理数据和分析结果。
周义清当时已经50多岁，刚从科研管理的职位上退下来。他很高兴，终于可以专心做研究工作了。年过半百的他，比小伙子还拼命，每天实验室和家里两点一线，周末和节假日也不休息。
科研工作并不是只与实验室里的瓶瓶罐罐和那些白鼠、猴子们打交道。科研人员还要寻找经费，申报成果，开发产品。为了把这个课题组织好，周义清又找到了宁殿玺，请宁殿玺做这个课题的负责人。回忆当年的事情，宁殿玺说："周义清是我的老领导，他希望我做一些工作，我也无法推辞。周老知人善任，甘居人后，大家都很尊敬他。"
也正是宁殿玺和其他同事们，说服了昆明制药厂，拿出30万元做新药开发。对于很多制药厂来说，仿制一个药物，很快就能生产获利。而支持一个新药，风险高花费大，因此都不愿意介入。昆明制药厂最终决定斥资，还是冒了很大的风险。不过，大家都很有信心。
研发资金问题解决了，周义清在北京的实验工作也开展得有条不紊。动物实验的结果出来了，还要验证药物在人身上使用的安全性。周义清想自己以身试药，但遭到同事们阻止。长期的辛苦工作，他的健康受到了严重损害。为了帮助周义清，研究所全体同事都参加了试药。他们抓阄决定每个人的用药剂量，还秘密准备了一些用淀粉做的"假药"。最后试服下来，吃了"假药"的人反映说头昏眼花，而吃了真药的人反而若无其事。结果公布后，吃"假药"的人有点尴尬。周义清也跟着大伙笑了，他知道试药是在拿身体去冒险，谁都有可能紧张过度。对于当年试药的同事和战友，他至今心存感激。
抗疟新药复方蒿甲醚终于研制成功了。申报新药要经过多道程序。有的评审专家还提出"尖锐"的意见："两个药干吗要研究成复方啊？你分别吃不就行了么？"周义清和同事听到这样的答复，既哭笑不得，又着急上火。他们连夜写答辩材料，还要找专家反映意见。再次等待答复的时候，周义清手心里都捏了一把汗......1992年4月，复方蒿甲醚获得新药证书，世界上首个青蒿素类复方抗疟药在我国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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