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病人血液注入自己体内
勇者不惧，仁者无敌。带着对"五二三"项目的使命感和保障人类健康的责任心，哪里工作最紧急、任务最繁重、情况最危险，李国桥就一马当先地冲在最前面。
1981年8月，为了深入研究恶性疟疾的发热规律，李国桥不顾同事们的极力反对，将带有恶性疟原虫的病人血液注入自己体内，试图通过亲身试验，体验病情变化。
这是一次可能危及生命的医学实验。为此，李国桥事先给单位和家人留下"遗书"--"这次试验完全是自愿的。万一出现昏迷，暂时不用抗疟药治疗......这是研究计划的需要，请领导和妻子不要责怪实验的执行者。万一真的发生不幸，到时只要在花圈上画一个疟原虫，我就心满意足了......"
感染恶性疟原虫后，李国桥忍受着持续高烧的煎熬，以及肝脾肿大的痛苦，尽量拖延服用抗疟药的时间。在他的感召下，九位同事也拿自己身体做实验......如今，无论世界卫生组织编著的《疟疾学》，还是英国牛津大学的医学教科书，仍记录着当年李国桥他们的亲身实验数据和研究结论。
1982年8月，李国桥等人撰写的论文《甲氟喹与青蒿素的抗疟作用》，发表在世界著名的英国《柳叶刀》医学杂志上。这是中国科学家第一次发表有关青蒿素的国际论文。从此，青蒿素成为全球抗疟专家的关注焦点。
进入90年代后，李国桥经常应邀到一些亚非拉国家，指导疟疾防治工作。这让他和团队研制的青蒿素类复方抗疟新药，有了更大的用武之地。1999年，他和同事们研制出的CV8，被越南列为国家一线抗疟用药。这是外国政府首次授予中国青蒿素类抗疟药最高荣誉。
2006 年，李国桥和团队研制出世界首个疗程短、成本低的青蒿素类复方抗疟新药--Artequick。这个新药不仅疗效快、治愈率高，而且只需两天疗程，每天服药1片，价格仅为同类药物一半，非常适合穷人服用。世界级抗疟专家阿诺德给予此药高度评价："它是一个集中了优秀抗疟药全部特点的完美复方。"
走在疫区最前沿
近些年来，为了让青蒿素类抗疟药造福更多患者，李国桥频繁奔走于泰国、印度、肯尼亚、尼日利亚等疟疾疫情严重的地区。有人甚至这样说："哪里疟疾严重，哪里就会有李国桥。"
随着防治疟疾工作的深入，李国桥发现了青蒿素类抗疟药的一些不足，比如：患者服用后虽然很快就不再"打摆子"，但是若疗程不足7天，引发疟疾的疟原虫就难以被杀绝，从而造成复发；青蒿素疗程长，用量多，造成药价过高，超出贫困患者的购买力。在亚非拉地区一些贫穷国家，这些问题尤其突出。
于是，李国桥带着自己的科研团队，坚持以"效果好、疗程短、价格低"为目标，积极研制适合穷人的青蒿素类复方抗疟新药和防治方法。
2003 年，李国桥获悉柬埔寨暴发恶性疟疾，马上带人进入疫区。在疫情最为严重的石居省，李国桥运用他和团队研发的青蒿素类复方抗疟新药，以及自己独创的"灭源灭疟法"，很快就把当地儿童的疟原虫携带率，从55.8%降至5.3%。2006年6月，李国桥被柬埔寨政府授予"莫尼沙拉潘"金质骑士级勋章。
说起"灭源灭疟法"，李国桥告诉记者："疟疾是一种以蚊子为媒介的传染病，传统抗疟方法多以杀虫剂浸泡蚊帐来杀灭蚊子。实践证明，这一方法耗费大量资源，效果也不理想。‘灭源灭疟法'就是通过使用Artequick之类的青蒿素类复方抗疟新药，既消灭人体内的疟原虫，又消除疟疾的传染源，从而控制疟疾流行，直至消灭疟疾。"
谈及很快就要启程的科摩罗之行，李国桥兴奋地说："科摩罗是一个适合推广‘灭源灭疟法'的理想之地。这个国家只有70 万人口，分布在3个岛屿上。传播疟疾的蚊子难以越岛飞行，不易产生交叉传染。我们初步计划在今年内，选择当地一个4万人口的岛屿进行实验，验证‘灭源灭疟法'的快速实效。"
"如果成功，那就意味着我们中国人为人类控制疟疾，又探索出了一条捷径！这样一来，用不了20年时间，全球疟疾病人数量将会大量减少！"对于未来中国人在防治全球疟疾上的作用和贡献，李国桥满怀信心，充满期待。
李英，破译青蒿素"密码"
成功改造青蒿素分子结构，合成新一代抗疟药蒿甲醚
在很多有关"五二三"的照片里，身材娇小的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研究员李英，很难引人注意。然而，正是她用柔弱的肩膀，挑起了改造青蒿素分子结构的重任--创造出了抗疟功效更好的蒿甲醚。
关键时刻，小女子挑大梁
2月13日，记者专程从北京赶往上海采访李英。当记者为因故迟到1小时而表示歉意时，她报以一串爽朗的笑声，连称"理解"。
眼前的李英，一头花白卷发，两条微微上扬的鱼尾纹，微笑中带着一丝腼腆，眼神中透着执着与坚韧。
1967年5月，28岁的李英被告知参与"五二三"项目。40年过去了，当年领导做的"战前动员"，李英依然记得：同志们，因为疟疾，南方的稻子熟了没有人去收割；因为疟疾，边防军战士爬到树上望的时候，突然疟疾发作，掉下来，死了......
" 疟疾的凶险和危害性让我体会到，自己的工作关系到人民的生存，关系到社会主义大生产和国家的安全。"说到这里，李英停了停，眼睛盯着记者："你们这些年轻人可能不理解，我们那一代人当时就是这么想的......那一刻，我感觉到肩上的担子很重，恨不得马上研制出新药来。"
1972年，改造青蒿素分子结构、研制功效更好的抗疟新药，已经被摆上议事日程。在一次会议上，"五二三"办公室一位领导找到李英，问是否愿意接受青蒿素分子结构改造的任务。李英一口就答应了下来。"现在回想起来，自己那时胆子真大。"回忆往事，68岁的李英颇多感慨。
"妇唱夫随"，攻克难题
后来，李英还真的成功改造了青蒿素分子结构，合成出第二代的青蒿素类抗疟药蒿甲醚。这中间，她丈夫吴毓林也立下了不小的功劳。
在接到"五二三"任务的那一年，李英与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的吴毓林共结连理。从结婚开始，夫妻两人似乎就和青蒿素有了不解之缘。
当时两人的爱巢只有14平方米。在家里，两人谈论最多的话题就是业务上的事情。1973年，吴毓林和另外几位研究人员开始测定青蒿素的化学结构。由于青蒿素化学结构非常特殊，两年过去了，只解析出一部分。
1975年4月，李英来到四川成都，参加"全国‘五二三'中医中药座谈会"。这次会上，北京的一位代表报告说，在另一抗疟成分鹰爪素里，发现含有过氧基团的倍半萜。这是一种非常少见的现象。李英听后受到启发：青蒿素会不会也含有过氧基团？
一回到家，李英就兴奋地把这一信息告诉了吴毓林。第二天，吴毓林和同事马上开始做实验，结果证实了青蒿素也含有过氧基团。不久，青蒿素的结构式得以测定。
有了青蒿素的结构式，李英和同事就可以动手做分子结构的改造了。经过各种药理试验，合成了蒿甲醚等系列化合物。蒿甲醚不但抗疟效果高于青蒿素，而且油溶性很大，可以制成针剂，对抢救危重疟疾病人非常有利。李英就这样完成了领导下达给她的任务，也为日后他人研制更加高效的抗疟新药--复方蒿甲醚，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这都是各个地区、各个研究环节通力合作的共同成果。对于外界来说，‘五二三'项目是秘密的，但在内部，大家都是为了同一个目的，信息互通，资源共享。否则，在这么短短几年的时间内合成出蒿甲醚，是不可能的。"说起"当年勇"，李英谦虚而又理智。
逝去的小生命带来的触动
"五二三"立项以后的二三十年里，由于种种原因，很多人员转行，李英却是例外，一直从事青蒿素的研究。她为何这么执着？
这要从李英当年在疟疾疫区的所见所闻说起--
1973 年7月，李英带着沉重的使命感和战胜疟疾的坚定信念，告别了家人与刚出生3个月的小儿子，来到福建山区，参加抗疟新药常咯啉的临床试验工作。当时他们工作的内容是，在农村选择一部分疟疾病人，服用常用抗疟药--氯喹，其他病人服用常咯啉。3天后复查血样，再跟踪回访28天，对比研究治愈率和复发率，统计分析毒副作用发生情况。
在疟疾疫区，李英亲眼看见疟疾夺去群众的生命。有一天，同事都出去回访病人，李英留守医疗站。这时，来了一个妇女，怀里抱着一个患了疟疾的婴儿。李英一看孩子，心顿时揪了起来。婴儿只有两个月大，脸色发黄，奄奄一息。李英马上给婴儿取血，想通过显微镜观察血样中疟原虫的数量，以便判断婴儿的病情。当她在婴儿耳垂上取血时，挤出来的却不是血，而是淡黄色的体液。在显微镜下，根本找不到一个红细胞。李英知道，疟原虫已把婴儿红细胞全都吞噬了，婴儿除了留着最后一口气，其实已经死了！
自此，李英开始对农村群众多生孩子的想法多了一份理解：在孩子健康难以得到保障的情况下，一个家庭多一个孩子，就会多一分希望。逝去的小生命给了李英最大的触动，她暗下决心：要和疟疾战斗到底！
还有一件事，让李英对传统抗疟药氯喹的毒副作用，有了更深切的体会。那是一个晚上，李英正与村民们一起看露天电影，广播里突然播出："有人自杀，医生快去救人。"后来李英才知道，自杀者身亡的根源是过量服用毒性很大的氯喹，也弄清了农村赤脚医生严格分发氯喹的原因所在。
又一个生命逝去，李英更加意识到了自己工作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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