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发明单位的第一发明人"
1930 年，屠呦呦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父亲摘引《诗经》"呦呦鹿鸣，食野之苹"，为她取名呦呦，意为鹿鸣之声。1951年，屠呦呦考入北京大学，选择了一个在当时比较冷门的专业--生物药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医研究院的中药研究所工作。由于屠呦呦的专业属于西医，中药所送她到中医学习班，用两年半的时间系统地学习中医药。那时，屠呦呦自己也不曾想到，她的这些中西医相结合的学习背景，为她数年后发现青蒿素打下重要的基础。
1972年3月8日，"五二三"项目在南京召开工作会议，屠呦呦报告了自己的实验结果，引起了与会者的重视。此后，所有科研人员都把目光转向青蒿这株小草。传统中药青蒿有两个品种，一个学名为植物黄花蒿，是中国南方的叫法；一个叫植物青蒿，是北方的称呼。
1973年，云南地区青蒿结晶物的抗疟功效得到证实后，"五二三"办公室决定将青蒿结晶物命名为青蒿素，把青蒿素作为治疗疟疾的新药进行研发。
可以说，屠呦呦对青蒿的研究和发现，是青蒿素得以诞生的关键因素。
在采访过程中，屠呦呦多次打电话给记者，反复强调："1979年，青蒿素获得国家发明奖。1982年，全国召开科技奖励大会。经国家科委认定，我作为该发明项目的唯一代表，出席大会，领取发明证书，并作为第一发明单位的第一发明人，领取发明奖章。1986年，我所在的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研制的青蒿素类抗疟药，获得卫生部实施新药审批办法以来的第一个新药证书。"
留下慰藉，也留下遗憾
有时候记者真不敢相信，面前的屠呦呦是位76岁的老人。在接受采访的两个多小时里，屠呦呦不停地述说，思路清晰，中气十足。看到记者和摄影师都不肯脱外套，她有些不屑："你们这么年轻，怎么还不如我老太太的身体好？"
其实，屠呦呦的身体并不是很好。在上世纪60年代，由于实验室连最基本的通风设备都没有，经常和各种化学溶剂打交道的屠呦呦，很快肝功能就受到了损害。
"2002年法国《解放报》的记者采访我后，在报道中说我们这里的研究条件很差，西方医学界很难相信我们在这种环境下能产生出高水平的成果。其实，现在这里的条件已经好多了。30多年前是要什么没什么，只能买来7个大缸，在几间平房里用土法做提炼。"
那个年代艰苦的不仅是工作。屠呦呦参加"五二三"项目时，女儿才3岁。有一段时间，她到海南岛做药物临床观察，丈夫也下放到"五七"干校，孩子就只能放在幼儿园不管了。"现在就不说这些了，那个年代都是为国家做贡献，谁想着个人啊。"屠呦呦很快转换了话题。
1976 年，中国医药学界获得这样一个信息，西方某个国家也正在进行青蒿提取物的研究，很可能已经完成了对青蒿素化学结构的测定。在当时的条件下，没有更多的途径对这样一个传言进行核实。为了抢在外国人前面，更为了让世界知道青蒿素是由中国人发明的，从1977年开始，中国陆续通过论文向世界公布了青蒿素的整个发明过程和化学结构。
说起往事，屠呦呦轻轻叹了口气："那个时候，大家一门心思想着为国争光，也没有知识产权的意识，我们因此失去了青蒿素的知识产权。"此后，这项由中国人发明的重要医药成果传遍世界各地，被西方各国竞相仿制，并被抢先占领市场。
屠呦呦的办公室中间并排放了四个展示柜，里面摆满了屠呦呦因青蒿素而获得的各种奖章、荣誉证书、国家发明证书。采访中，她时不时会从椅子上站起来，把记者拽到柜子前，手脚麻利得让人猝不及防。"我不是要争名利，在我们那个时代，所有的科技论文都不会以个人名义发表，我只是希望国家能更多地保护科研人员的原创性研究成果。"屠呦呦还是有遗憾的，这么多年，她曾几次被提名院士，但始终没有当选。
青蒿素的发明可能无法以某种形式为屠呦呦加冕，但几十年后的今天，这项伟大的发明仍然造福着全球几亿人，并得到人们的重新审视和尊重，这是让屠呦呦感到安慰的。
奎宁原料金鸡纳树，奎宁长期作为疟疾特效药，已经使疟原虫产生抗药性
李国桥，生死体验40年
临床证明青蒿素疗效，研制穷人需要的药
在当今世界医学界尤其是疟疾治疗领域，71岁的广州中医药大学首席教授李国桥，是一位颇有知名度和影响力的人物--他最先在临床上证实青蒿素能够治疗恶性疟疾，他研制的青蒿素复方CV8最先成为国家一线用药，他最先开发出疗程短、成本低的青蒿素类复方抗疟新药......
在这一系列"最先"的背后，是李国桥40年的抗疟经历。在这段充满激情、艰辛乃至生死体验的日子里，李国桥见证了青蒿素类抗疟药为中国带来的荣光。
他是一位"苦行僧"
2月19日，中国农历大年初二。上午10时，李国桥推掉应酬，在家中接受了记者的专访。此时，他从非洲的一个疟疾疫区回到广州，还不到72个小时。
尽管脸色还带着归途的劳顿和疲倦，但是因为话题涉及青蒿素，李国桥在采访过程中，坐姿挺直，目光如炬，思维敏捷，对答如流，完全不像一个年逾古稀的老者。
"过完年后，我还要去非洲的科摩罗，继续做疟疾防治工作，时间大约需要半年。"李国桥告诉记者，从1967年从事抗疟至今的40年间，他至少有一半时间在疟疾疫区度过。
谈起去年在科摩罗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李国桥语气之中既有欣喜也有无奈："我主要在科摩罗一个叫莫埃利的岛上工作。那个地方非常适合我现在做的疟疾防治工作，但生活条件比国内差远了，不仅经常停水停电，而且蚊虫很多，一不小心就会感染疟疾。不过，最让我觉得不习惯的还是，那里除了南瓜、木瓜和芭蕉之外，很难吃到其他蔬菜和水果。"
李国桥是一个生活俭朴、为人低调、言语不多的人，工作性质使他常年在外，而且很多时候都是徒步行走在疟疾疫区。因此，包括亲友在内的许多人，都喜欢对他这样评价："他是一位‘苦行僧'。"
对此评价，李国桥淡然一笑，不作正面回应，而是不无风趣地告诉记者："这40年来，我去的地方，是越来越艰苦。一开始在国内，主要是海南和云南的偏远地区。后来，这些地方的疟疾治得差不多了，就必须走出国门到其他疟疾疫区去，否则没有病人可治。于是，又去越南治疟疾；越南以后，就是柬埔寨；柬埔寨和其他东南亚国家之后，就冲出亚洲了，当然主要还是去非洲。现在非洲去得多了，我也快成了半个‘非洲人'。"
李国桥和疟疾战斗了40年，获得了很多荣誉，但他不愿也很少谈及。他说："青蒿素是我们中国科技人员的集体智慧和劳动成果，不是哪一个个人的功劳，我也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发明人而已。"
为救人不怕担"医疗责任"
1936年，李国桥出生在广东南海的一个中医世家，19岁时从广东中医药专科学校（广州中医药大学的前身）毕业，留校工作至今。
1967年夏，李国桥加入到"五二三"项目，承担针刺治疗疟疾的研究任务。他告别妻子和没有满月的女儿，开始奔波在疟疾疫情严重的海南和云南等地。
在疫区，疟疾给民众带来的苦难震撼了李国桥。在云南梁河县一个只有20多户人家的小寨子里，不仅每家都有疟疾病人，而且整个寨子一个月里就死去8个病人。当走进一间破屋时，李国桥看见一对母女因为感染疟疾，骨瘦如柴，气若游丝，蜷缩着身子躺在床上。旁人告诉李国桥，这个家庭原先还有一对父子，几天前因为感染疟疾，双双撒手人寰。李国桥一边噙着眼泪，一边默默地为母女两人治疗。从那一刻起，他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今生今世都要战胜疟疾！
为了探索治疗疟疾的捷径，李国桥经常让同事在自己身上试针。1968年的一天，他尝试在颈椎附近的一些穴位上做深度针刺。当银针刺入穴位的刹那间，他眉头紧锁，牙关紧咬，冷汗直冒，强忍电击般的疼痛，记下了针刺穴位的感觉。事后，他右腿的敏感性受到损害，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对冷热的感觉不灵。
在多年的诊治实践中，李国桥逐渐发现针刺治疗疟疾的效果并不理想，于是，他果断放弃了自己的祖传技艺，开始寻求更加有效的疟疾治疗方法。1973年，他来到云南一个偏远地方，收集到一种名叫"大发汗"的土药。当时，由于条件简陋，设备缺乏，难以分析药物毒性，但为了尽快查验药效，李国桥决定亲自试服。不料，服药不久，他就感到天旋地转，大汗淋漓，动弹不得，多亏抢救及时，方才脱险。
1974年，李国桥在云南边境的耿马县，开始探索运用青蒿素治疗疟疾。这年秋天的一个深夜，忙碌了一天的他刚睡下，突然接到险情报告：在几十公里外的阿佤山南腊公社，有一个孕妇患了最严重的脑型疟疾，昏迷不醒，危在旦夕。
救人要紧！李国桥和同事匆匆起身，准备好药品和干粮，连夜出发赶路。来到阿佤山脚下时，天已大亮。准备上山了，但却找不到向导。情急之下，他们只好凭着曾经有过的一点模糊印象，在高山密林中摸索前行，饿了吃几口干粮，渴了就嚼两口野果，一路还得避开毒蛇。途中，他们竟遇到了一头野熊，幸好距离比较远。到达目的地时，已是晚上9点钟。李国桥水也来不及喝，汗也来不及擦，直奔病人住处。
在路上，李国桥就一直在思索一个问题：对于这个在医学上治愈难度最大的孕妇脑型疟疾病例，是否可以尝试一下用青蒿素呢？此前，李国桥用青蒿素治愈了多例非脑型疟疾患者，因此，对这种源自祖国、疗效神奇的新药情有独钟。但是，当看到患者奄奄一息时，他犹豫了一下：用青蒿素治疗，万一无效，患者死亡，自己肯定得承担医疗责任；但如果按常规用奎宁类抗疟药治疗，患者十有八九也会死亡。
凭借丰富的临床经验，李国桥很快做出决断--用青蒿素治疗病人！紧接着，抢救、输血、纠正休克、守护观察?24小时过去了，患者终于苏醒，守候一旁的李国桥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这是人类首次在临床上用青蒿素成功治愈恶性疟疾，开创了中外医学史上的一大先河。很快，这个喜讯传到了北京，传到了"五二三"办公室。第二年初，国家做出决策：集中更多力量，开展大协作，推动青蒿素抗疟药研发工作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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