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也认为陈昌浩对西路军的失败负有责任，但是他认为陈所以犯错的重要原因在于受过去跟随张国焘这一历史包袱的拖累。他说：
（陈昌浩）他是委员会主席，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对西路军的行动，能起“拍板”的作用。但是，这个同志的精神状态，很不理想。原因是他在红四方面军南下期间，一度支持过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后见共产国际不承认张国焘的那一套，知道自己也犯了错误，包袱沉重，不易解脱。他曾向我流露过：南下的事，共产国际肯定对四方面军另有看法。为了四方面军的前途，今后应唯共产国际和党中央的意见是从。陈昌浩同志愿意改正错误，紧跟中央，无可非议，但是，作为一个党的高级干部，决不允许夹杂某种个人得失或山头主义情绪在内。党内斗争，谁能一贯正确？犯了错误，该检讨就检讨，该工作就工作，没有必要迫不及待地去表白自己，洗刷自己，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
陈昌浩是西路军的主要领导人，也是历史上第一个全面总结西路军失败原因的当事人。1937年春，他返回延安后写成《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报告》，认为“我以为西路军虽然根本失败，我个人虽然犯了很大的错误，特别是‘不能克服国焘路线的错误’，但我还是坚信西路军一般的政治路线，是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决不是继续与执行反中央的国焘路线的”。
报告上交中央后，遭到严厉批评，中央要求陈昌浩认识错误的严重性。在政治高压下，陈昌浩再次出现徐向前批评的“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的逆转，写出《关于西路军失败的第二次报告书》，结论是：“西路军失败，最主要的原因是没有克服国焘路线，没有基本上执行中央路线。”
更为甚者，陈昌浩在史实上也有违心之述。他说：
我们率三个军渡河虽得总部命令，可是违反军委意图的，国焘同志命令三个军甚至全部渡河，无疑是执行他自己一贯退却计划，而不是真正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我们当时同意三个军渡河的动机，外表是为了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实质上是违反了军委意图，曲解了宁夏战役计划，恰恰做了国焘同志退却计划的实施者。
有什么比西路军一把手的“供述”更权威、更有冲击力和杀伤力！
应该说，陈昌浩《关于西路军失败的第二次报告书》是一个极为沉痛的检讨，也是一个极力向中央决议上靠的检讨，为此，陈昌浩违心地将西路军的失败与执行张国焘路线不恰当地联系起来，将西路军失败的责任一揽子包了下来。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或许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终究不是实事求是的。
非常反常的是，一向锱铢必较、死不认错的张国焘竟然也很“配合”地承认了错误。他向毛泽东、张闻天表示：“我对西路军失败，负有严重责任，将正式自请处分。”
张国焘、陈昌浩的上述表述，使罪有应得与罪不应得纠缠绞绕在一起，给西路军将士及其幸存者蒙上了将近半个世纪的阴影。
第二块重石是抗大红四方面军高级将领集体出走事件。
1937年春，在为期三个月的批判张国焘路线运动中，出现了以许世友为首的30多名红四方面军将领密谋集体出走事件。
出走事件的起因是批张斗争中没有将张国焘的错误与红四方面军干部区分开来，过火斗争引起偏激情绪。
事件发生后，中央首先考虑张国焘是否为幕后操纵者。因为事件的起因是批张斗争，张国焘本人对批斗抵触情绪很大，公开对张闻天说，“我张某人已经被打倒了，用不着在这紧急关头，大张旗鼓地斗争一番”。他的这种态度可能对四方面军部分干部产生消极影响。再加上他平时与红四方面军将领来往较多，审讯初期把重点放在查明张国焘与事件的联系上。
许世友的老部下金冶等人在《许世友传》中第一次披露了许世友首次受审的情况：
问：密谋出走是犯法的，你知道吗？
答：树有根，水有源。出走是他们逼的，我们成了军阀，我们成为土匪，还要枪毙，我们受不了这些窝囊气，要说犯法，首先是他们犯法，应该先审讯的是他们！
问：够了，够了。你们要到哪里去？
答：到四川，我们要打出一块革命根据地，让他们瞧瞧，究竟谁是革命谁是反革命！
问：谁指使你们这样干的？
答：我不是三岁伢子，容易受人利用，要杀要斩，由我一个负责，与别人无关。
问：你好大的口气啊！张国焘知道你们要走吗？
答：为什么老是把我许世友与张国焘捆在一起？他想跟我们走，我还看不上哩，包括何畏、周纯全。
根据中央的指示，董必武、李克农、杜理卿等边区负责人与被捕的四方面军其他干部一一谈话，详细询问事件的来龙去脉，结果证明张国焘确实与出走事件无关。
在突如其来的事变面前，毛泽东表现出高明的危机处理艺术。他首先下令成立高级军事法庭审理此案，庭长由在红四方面军中有崇高威望、素来以忠厚和公正著称的党内元老董必武担任。接着，邀请原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去探望被审人员。他这样做有两个目的：一是让红四方面军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了解事件真相，以澄清是非；二是通过他们在长期战斗中建立的深厚情谊，化解矛盾。
张国焘参与了谈话，但态度很暧昧。
抗大风潮打翻了他心中的五味瓶。先是感到恐慌，生怕自己会卷入风波之中，不能脱身，后来听说许世友他们出走压根就没有考虑到他，又涌起一股被遗忘的悲凉，末了见事件越闹越大，禁不住心中窃喜，想看看毛泽东的笑话。所以当中央邀请他去抗大做工作时，他摆足架子不愿出面，出面后又别有用心地说了一番推波助澜的话：
所有抗大的学生，中共党员，都不可有违反纪律的行为。每个同志，不管来自哪一军，都应该检讨过去有过的错误，也有权利义正词严地拒绝那些不应有的指责。如果问题不能在抗大解决，也不可违反纪律，每个同志都有权将问题向上级党部和中共中央提出，甚至向国际控诉。
与大家的期待相反，张国焘不是劝和，尽快化解矛盾、平息事端，而是挑起更大的争议，甚至别有用心地企图将抗大风波提升到更高的级别，提交到共产国际。
抗大风潮引起毛泽东的思考。有同志反映，红四方面军战士私下讨论：“到底是毛泽东学问大，还是张国焘学问大？”几个战士都说：“张国焘学问大。”汇报的同志主张整整那几个战士。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SinoCa.COM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