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断然回答：“不能这样办，那几个战士说张国焘的学问大是有原因的，因为张国焘没有整他们的‘路线错误’，而我们却整了。张国焘的路线错误应当由他本人负责，不能责怪下面，不能反到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头上去。”
毛泽东亲自出面干预，着手纠正反张斗争中的扩大化倾向。他强调：“决定只批张国焘的错误，不能批对张国焘路线本来不应负责的四方面军的干部，更不能批战士。”同时，否决了有人提出的枪毙许世友的提议。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和指示，1937年6月6日上午，最高法院高级军事法庭公开审理“许世友反革命集团案”。法庭尊重历史事实，认定他们过去对革命有过功劳，决定从轻判决。毛泽东来到关押许世友的窑洞，与他促膝长谈：
世友同志，你受委屈了，党相信你是一个好同志。你打了很多仗，吃了很多苦，立下大功劳，我对你表示敬意。张国焘的错误应该他自己负责，跟你们没有关系。四方面军的干部，都是党的干部，党的宝贵财产，不是他张国焘的。他拉不走你们，你们也不要心里有负担。
一场巨波终于风平浪静，经过这场波折的许世友对毛泽东充满了钦佩之情。他事后追忆时，感慨地说：
开始，包括我在内的一些同志，对这场斗争认识不够，对张国焘也有个去其伪装、见其本质的过程。幸而在毛泽东亲自出面教育下，逐步认清了张国焘的本来面目。毛泽东同志的豁达大度和恳切的话语，使我茅塞顿开，备受感动，胸中苦思不解之疑一扫而光。痛定思痛，温故知新，方知主席伟大，国焘渺小，不可同日而语也。
许世友的转变，代表了他那一代红四方面军将领的人生历程。经过批张斗争和抗大“风波”，张国焘在党内军内根据地内，特别是对红四方面军的个人影响力日渐式微，这也是他日后叛逃时带不走一兵一卒的重要原因。
第三块重石是所谓“监视”事件。
张国焘原本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都住在延安凤凰山脚下，相距不远。由于对批张运动的抵触，张国焘赌气不再参与政事，搬出城去，在城外北山上找到一座破庙和一个窑洞，经过修理，住了下来。迁居后的张国焘实行“三不”主义：不装电话，不见客人，不理政事。每日站在北山上，俯瞰城内熙熙攘攘、人来客往，伫立凝思；或者寄情山水，朝眺云霞似火，暮观残阳如血。
他这种散淡、闲适的表现令身边的人产生了错觉，以为张国焘从此会远离政治中枢。他闭门谢客，吩咐卫兵：“要是有人来，你就说我不在，不论是谁。”他还要求身边的人改口称他为“国焘同志”，说：“我不是主席了，现在只有一个主席，毛主席。”
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之中，只有警卫员李凯国不相信张国焘会甘心做政坛上的观众。李凯国经常看见张国焘情绪激动地书写大字，一写就是好半天，字字如斗，墨汁淋漓。张国焘最喜欢写的两句是：“天无柄兮地无环，猛士如云唱大风。”
对于张国焘的心情和本性，毛泽东看得清楚。他采取批评加礼遇的政策：一方面，严厉地指出张国焘的错误，要求他割断与过去的联系，轻装上阵；另一方面，继续关心、尊重和重用张国焘。1937年8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洛川会议），讨论通过《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这次会议虽然将张国焘调整出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但安排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理主席。
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是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是中共领导抗日战争和指挥全国革命的大本营。它包括陕西、甘肃、宁夏三省的27个县。中央把当时唯一的边区政权交给张国焘管理，应该说仍然本着仁至义尽的初衷，采取的是挽救、重用的政策。
但是，张国焘干得很不开心，除了对毛泽东表示不满外，对分管边区工作的张闻天怨气更大。他逢人诉苦，说张闻天“摆书记的臭架子”，“蛮不讲理地打官腔”，“像恶婆婆折磨媳妇似地”对待他。他还把中央对边区工作的领导和批示一律视为对自己行使职权的“干扰”，说“他们要我做一个俘虏，在监视之下听从他们的摆布”。他对什么人都不信任，指责建设厅厅长李景范是 “花花公子”，教育厅厅长周扬只对演讲和写文章“有兴趣”，财政厅厅长曹菊如就会四个字——“遵命行事”，对于新任秘书长伍修权更是指责为“特务”，言之凿凿地认为自己的起居履职受到他的严密监视。
对于张国焘的这一指控，伍修权曾有一段文字专门作出说明：
我被任命为边区政府秘书长，这是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长李富春同志分配我去的，其中也确实有这么个含义，看张国焘是否搞鬼。我和他住在一个地方，三间房，一边是他住，一边是我住，中间是会客的地方，因此知道他不少底细。从一九三七年八月开始，我和张国焘共事了半年时间。秘书长的工作主要是处理边区内部事务，当时没有多少文件要草拟，都是具体工作，其中包括受党中央的委托协助张国焘的工作。当时我还是尽力之所及放手工作的，对张国焘也保持一定的警惕。他对我也一样，彼此互怀戒备，心照不宣。张国焘对工作很不起劲，不大管事儿。边区政府的日常工作不少，主要是征公粮，保证供给，支援前线。接待任务也特别重，不断有白区的干部和学生来边区，还有过往的统战人士和国民党官员，这些接待工作也都由我负责。
张国焘在国外写了些回忆，其中不断吹嘘自己，为自己的罪过辩护。其中写到我，说我如何监视他，但事实也并不是都是那样子，有些事是他自己心怀鬼胎，疑神疑鬼。
张国焘变得敏感、自卑、狂躁，加上疑神疑鬼，很容易被激怒，常常为一些琐事烦心、伤神、发火，与人争辩。在跌入人生的低谷和丧失信仰之后，最终萌生了脱离共产党的想法。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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