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与夫人杨子烈的墓地
精巧的脱身之计为毛张之争划上休止符
张国焘工于心计,城府极深,用杨尚昆的话来形容,“脸上没有表情,说起话来很慢,还哼哼哈哈,在肚子里打主意”。
他早于1938年1月就打定主意脱离党组织,但在随后的3个月中没有露出一点破绽和迹象。他表现得极为悠闲自得,有时驰骋山野或在农村中流连一番,有时携带儿子或偕同一些青年郊游谈天。他经常光顾北山上的旧居,深思遐想。在那段时间,他还频繁地参加文艺晚会和观看球赛,下场与小伙子们赛球。杨子烈因怀孕呕吐不适,张国焘常常陪伴她一起散步,细心地照料她、陪伴她。延安一些女同志戏称张国焘为“模范丈夫”。
张国焘不动声色地寻找出走的机会。因为他知道,要想从防备严密的延安叛逃出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终于,他等到了一个最适当的机会——清明祭扫黄帝陵。
清明祭陵祭祖是中华民族的传统。陕西中部县(今黄陵县)有座中外驰名的黄帝陵,据说是黄帝殡葬的地方。数千年来,每到清明前后,海内外华人都要来这里举行隆重的祭祀活动,以纪念炎黄子孙的始祖。抗日战争爆发后,民族情绪高涨,祭祀活动增添了一层政治色彩。国共两党商定,每年清明节由双方代表一起到黄帝陵扫墓,以此向国人昭示国共合作、团结御侮的决心。
1937年,中共派往祭陵的代表是周恩来和叶剑英。1938年4月4日是清明节。国民党方面将派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出席,按照惯例,中共方面也要派相应级别的官员前往共同主持仪式。张国焘认为这是金蝉脱壳的绝好机会。
4月1日,张国焘上门求见毛泽东,要求去黄帝陵扫墓,说这有利于统战工作。
“你去干什么?”毛泽东摇着头说,“轩辕黄帝又不是共产党,我们也不必过分地去崇拜他。若是为了搞统一战线工作的话,边区政府派一个秘书就行了。”
张国焘坚持要去,列举理由说:“去年是恩来、剑英同志去的,今年级别不能低于去年,而且国民党方面派出的代表也有很高级别,我们不能派一个秘书去应付,以免授人话柄。”
毛泽东被他纠缠不过,让了一步:“好吧!你去扫完墓就立即回来。”
张国焘满口答应:“好,我很快就回来。”
凭直觉,毛泽东感到张国焘可能有鬼,专门叮嘱张国焘的警卫员张海:“你陪张主席去,一是要保证安全,二是扫完墓就立即回来。”
第二天,张国焘带着警卫员张海、陆秘书和一个警卫班乘坐一辆大卡车从延安出发,一行人经甘泉、鹿县、洛川,于4月3日赶至陕甘宁边区南面的中部县。
4月4日,蒋鼎文与张国焘代表国共两党共同主持祭祀活动。祭陵礼毕,各方人士相互道别,纷纷驱车离开。张国焘对陆秘书和警卫班说:“你们先坐卡车回延安吧!我还要到西安办事处,有事找林伯渠商量……”
站在一旁的张海急了:“毛主席不是说了,叫你扫完墓就回延安吗?”
张国焘沉着脸,不予答理,一转身,钻进了等在前面的蒋鼎文的小轿车。小轿车引擎早就发动了,张国焘一进去,车就风驰电掣般地开走了,连多说一句话的时间也没给。
不仅蒋鼎文的小轿车跑得飞快,西安绥靖公署的其他车辆也纷纷启动。
这一切都发生在刹那间,相互配合得极为默契,好像早有密谋,看得陆秘书和警卫班目瞪口呆。
张国焘经西安到达武汉,拒绝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人周恩来、秦邦宪、董必武等人的一再劝导,起草电文,请长江局转呈中央:
毛、洛:
弟于今晚抵汉。不告而去,歉甚。希望能在汉派些工作。
国焘
接到电报后,在延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开会商议。毛泽东、张闻天、康生、陈云、刘少奇一致认为,从种种迹象看,张国焘此次出走是有计划的,而且已经与国民党方面取得了联系,达成默契,因此回头的可能性较小。但是,为了做到仁至义尽,中央集体发出了挽留电,希望能在悬崖边上阻止他坠落:
国焘同志:
我兄去后,甚以为念。当此民族危艰,我党内部尤应团结一致,为全党全民模范,方能团结全国,挽救危亡。我兄爱党爱国,当能明察及此。政府工作重要,尚望早日归来,不胜企盼。
弟
毛泽东、洛甫、康生、陈云、刘少奇
张国焘去意已决。
中共中央又提出三条出路供他选择:一是回党工作,二是请长假休息,三是自动脱党。
张国焘不假思索地选择了第三条。他脱党后改靠国民党,面谒蒋介石说的第一句话是:“兄弟在外,糊涂多年!”随后,发表《声明》和《敬告国人书》,正式宣布脱离中国共产党。
1938年4月22日,中国共产党在《新华日报》上正式公布《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
张国焘以戏剧化叛逃的方式,向自己参与筹建的中国共产党决裂。
这个行为本身就宣告了他的政治生涯及其人生的彻底失败。他叛逃后,毛泽东再次重申对他的评判:“此人一贯称自己是‘中国的列宁’,什么都争第一。但是他只看见局部而看不到全体,只知道有今天不知道有明天!”
张国焘叛逃后的凄凉余生,再次验证了毛泽东的断言。他投靠国民党,蒋介石并不信任他,认为“他现在可以背叛共产党,今后也可以背叛国民党”,安排他到军统做特务工作,明确对他采取“尊而不敬,用而又防”的政策。大陆解放前夕,张国焘去了台北,蒋介石认为他价值已经榨干,指使宪兵将他一家赶出台湾。张国焘和家人只好寄居香港,后来又远走加拿大,1979年11 月冻死在多伦多一家老人医院,时年8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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