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叛变始末大揭秘:中共五巨头电请归来(组图)

　　第二步棋是在西安事变中坚决要求“杀蒋”，成为他政治上短视的笑柄。

　　1936年12月上旬，张国焘、朱德率红军总部直属机构人员到达保安。

　　保安是陕北根据地的首府，被张国焘称为一生中见过的“最荒凉的县城”。保安最多的是窑洞。中央领导人集中住在一座小石山上，张国焘分得一孔窑洞，与毛泽东、张闻天、秦邦宪、王稼祥等人结为邻居。

　　到陕北不久，发生西安事变。如何解决西安事变，成为衡量当时中央领袖们判断力和预见力的一把标尺。

　　中国共产党事先并不知道西安事变将要发生。12月12日清晨，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扣留蒋介石后，联名电邀中共中央派人到西安共商大计。

　　在毛泽东的窑洞里，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商议对策。

　　面对突如其来的重大事变，毛泽东采取谨慎的态度。他第一个发言，提出一系列问题：“我们对这一事变的态度怎样？应该拥护，还是中立，或反对？应该明白确定，是不容犹豫的。”

　　在他之后，政治局有9个人作了发言，其中三个人最引人注目。

　　态度最激烈的是张国焘。他首先肯定了西安事变的积极意义：“在西安事变意义上，第一是抗日，第二是反蒋。”接着，他自问自答地说：“内乱是不是可免的？这是不可免的，只是大小问题。”最后，他提出“杀蒋”的主张：“因此，打倒南京政府，建立抗日政府，应该讨论怎样来实现。”

　　与张国焘观点相反的是张闻天。他明确提出：“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联合非蒋系队伍，在军事上采取防御，政治上采取进攻”。

　　毛泽东赞同张闻天的观点，不同意张国焘“第一是抗日，第二是反蒋”的说法，他说：“我们不是正面的反蒋，而是具体地指出蒋的个人的错误”，“又要反蒋，又不反蒋，不把反蒋和抗日并列”。

　　张国焘不了解随着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国民党的策略已经由反蒋抗日发展到逼蒋抗日和联蒋抗日，已经不将“反蒋”与“抗日”并列了，“反蒋”必须服从和服务于“抗日”。毛泽东关于“又要反将，又不反蒋”的策略萌发出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原则下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指导思想。

　　几天后，毛泽东和政治局进一步分析判断形势，做出“目前问题主要是抗日问题”和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定。这一决定遭到张国焘的反对，他三更半夜跑到毛泽东的窑洞，坚决要求杀掉蒋介石。这件事后来被毛泽东在不同场合反复举例，用来说明张国焘的政治上的短视。

　　毛泽东认为预见力是领导力的最重要内涵，对此他非常自负，而且号召全党高级干部都要拥有这一能力。他后来在七大结束时有段形象的比喻：

　　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

　　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

　　只有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东西，并能掌握它，这才叫领导。

　　第三步棋是在延安会议上百般抵赖、掩饰、辩解分裂红军和另立中央的错误。

　　1937年1月，中共中央由保安迁居延安，中央高层开始对张国焘所犯错误进行批判。迫于压力，张国焘在2月6日向党中央提交书面检讨。检讨的题目很有意思，叫做《从现在来看过去》。

　　张国焘写这篇文字，煞费苦心。文章一开头便有大段自白，虽然极其啰唆，但用意却是很明显：

　　我觉得我现在与党中央完全一致，原则上没有丝毫分歧。我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党员，也是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个委员和党的路线的一个坚决执行者。我是中国苏维埃运动中和整个红军中的一个战士，从鄂豫皖赤区到川陕赤区，我执行着四中全会的路线，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决议后，我执行着十二月会议的路线。我不是中国党中央的反对派，也不是有特殊政治见解的人物。我不是代表苏维埃运动中的一种特殊形式，也不是代表红军中的某一个系统，更不是所谓实力派，因为这是我坚决不愿意做的，没有什么理由使我这样做，因为我是一个布尔什维克的党员，我而且认为每一个布尔什维克的党员都不应当这样做，因为这是布尔什维克的党员所不容许的。

　　我说上面这段话，我觉得是有充分理由的，没有丝毫虚伪。

　　对于长征途中的倒行逆施，张国焘把它描绘为分歧和分歧留下的“余波”以及“微痕”。在这样的前提下，他扭扭捏捏地承认了五条错误：

　　第一，没有充分估计第五次“围剿”的客观情况，包括敌人采取的战略战术的特点和中国革命不平衡发展的特点。

　　第二，抹煞了中央红军万里长征的英雄业绩和布尔什维克的坚强精神。

　　第三，过分估计了中央红军所受损失，对北上方针表示怀疑，进而提出了在西北创造根据地的战略意见。

　　第四，对中央苏区在党、政权和军队等各方面的建设成绩估计不够，不理解和不接受中央对红四方面军缺点的批评。

　　第五，在左路军北上受阻的条件下，认为北上会沦为长期的游击战和运动战，因而执行南下战略，由北上与南下的军事争论发展到对中央路线的不正确了解和组织上的对立。

　　即使是在最关键的南下搞分裂这一点上，张国焘也一再强调：“假若南下没有发生党和红军组织上的对立，那么南下与北上也不过是军事策略上的争论。如果认为南下是失败的，那是不应当的。”

　　张国焘美化自己、抵赖错误的态度，引起党内多数领导的愤慨。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何克全（凯丰）用了10天的时间，写成了长达3万多字的批驳文章，从13个方面揭露张国焘错误的表现、实质和根源。3月27日，凯丰的长文以《党中央与国焘路线分歧在哪里》为题公开发表，实际上成为批判张国焘错误的序幕。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