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住的地方靠近主教学楼，因而听到了那些声音。我听到了学生们反复朗读功课的声音，因为在涪陵师专，很多东西都是靠着死记硬背来学习的。那也是一种安详宁静的声音；听着他们抑扬顿挫、协调一致地背诵大家都学习过的功课，真是一件令人心满意足的事情。我喜欢听老师们在上课时讲解的声音，课间十分钟各种纷乱嘈杂的声音，电铃骤响的声音，以及午饭时间学生们一窝蜂拥向食堂的声音。
没有一种声音困扰过我。早上的各种声音吵醒了我，但也无妨，因为那是学校固定程序中的一部分，听到它就觉得我与大家步调一致了。当然，我并没有和他们步调一致――甚至在有些方面我从来就没能够融入他们之中。在头几周，多亏了时时处处围绕着我的种种固定程序，我才没有感到太过脱节。
每件事情都有严格的时间表。早上有固定的日程――早操，铃声，上课――下午，则是学生们义务清扫校园时扫帚横飞的声音。星期一和星期四，学生们要清扫教室。星期天晚上，是各种政治性的会议，学生们集合在一起，发表演讲、唱唱歌曲。有时候，他们会唱一唱爱国歌曲，但大多数时间他们唱的是爱情歌曲。他们的歌声飘荡在夜色笼罩的校园里。
每学年开始时，新生要进行军事训练。一个班编成一个团，男女生一起，由人民解放军的士兵来教他们如何行礼，走正步，左右转，立正。在军训中他们也要学唱歌――这似乎是在为共产主义增添一种乐趣。我们的学生经常要为这样或那样的组织演唱一些爱国歌曲。
为了军训，新生要穿上校服，校服是阿迪达斯式样的蓝色运动套装。这种亮色调的校服与刻板的教官们穿的迷彩服相比极不协调，而学生与教官们相比也极不协调。他们不过二十出头，看上去都还稚气未消。他们刚从农村出来，面对教官的命令，害怕得直打哆嗦。天气炎热的时候，总有人会晕倒，然后被抬到阴凉处，班上其余的同学则继续操练着正步。两周的训练行将结束时，他们操练完了步伐，行军到磨盘沟一个偏僻角落里的打靶场。他们用高性能的步枪向靶子射击，以此为他们新的开始画上一个句号。枪声压过乌江的流水声，我也听到了。
校园的夜间很早就安静下来。寝室的灯光在十一点准时熄灭――所有的灯同时熄掉，一排排房子随着电源被切断而变成了黑色。晚上，我有时坐在阳台上，看着灯光熄灭，这其中的规律性让人再次感到从容不迫。
从我的阳台上看出去，涪陵的夜色十分漂亮。白天的涪陵是一座肮脏的江城，到处都可以看到飞速发展的迹象，但在夜晚，所有的瑕疵都不见了。只看见水和灯光――华丽的灯光，黑乎乎的水面，漆黑而深邃的乌江像一面明镜，缀满了红的、黄的、白的彩带。偶尔可见夜航的船只逆江而上，探照灯照出的三角形光区在船的前方缓步移动，马达在夜色笼罩的峡谷中轰鸣。在长江上，每半小时左右就会驶过一艘大型客轮，宛如一片明亮的灯光静静漂过。
对这些程序，我没一样真正明白过。我不知道这些船要开往哪里，也不知道学校为什么要这样作息。他们玩门球的方式与美国人有所不同，我也从未自讨没趣地要去弄明白他们玩球的规则。我只喜欢他们每天都来玩门球这一点――规律性本身才是至关重要的。对于军训我其实没有想太多，直到有一天，我读到一个学生的日记，她描述了在学校里一个平常下午所发生的事情： 阳光明媚，一年级的学生正在军训。他们不停地操练着步伐。尽管汗流浃背，但没有教官的许可，他们不能停下来。
当然，只有这样，他们才明白军队生活的艰辛。他们的激情也能得以约束。
每个人，尤其是大学生，都应该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我们的国家花了许多钱来培养他们，他们应该忠于祖国。军队是国力的象征，对军队有所了解是很有必要的。1989年，北京爆发了学潮。作为年轻人，他们的思想尚不成熟，还没有形成自己的看法，很容易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他们无法明辨是非。哪儿热闹，他们就往哪儿凑。学潮之后，我们国家决定在大学开展军训活动，让他们明白现实生活来之不易。那就是我真真切切听到的――步伐声和远处传来的枪声都是天安门广场上的回音。我这才意识到，校园里固定的程式有比我早先想象的多得多的东西。从那以后，我对飘进我那俯视乌江的公寓的声音就听得更加仔细了。
起先的一段日子，我在涪陵的很多东西都是从学生那里学到的。我的汉语还不够好，不足以同城里的人交流。这让我显得有些不知所措――在哪里都无法与人正常交流。于是，我听学生念他们为完成功课而写的日记。慢慢地，涪陵的一些事情成为了我所关注的焦点。
头一件事就是亚当和我本人。这够吓人的，因为我以前从未被人如此密切地关注过，每一个动作都叫人重复和评价一番。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要被人谈论，然后记录下来。一切癖好和习惯都一览无余。学生们记下我带着水杯上课的样子，我在上课时绕着教室踱步的样子，还有我在他们看来十分滑稽的笑声。他们记下了我那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的长而直的鹰钩鼻，好多人还描述了我的蓝眼睛。这也许是所有细节中最奇怪的一点，因为我的眼睛是淡褐色的――但学生们早就从书本上了解到，外国人的眼睛都是蓝色的。他们看到了他们想看到的东西。
他们最想看到的，是所有浓缩在这两个年轻外国人身上的有关外部世界的东西。一天晚饭后，我和亚当在校门口广场上玩飞盘。第二天，我在阅读一个学生写的日记时，这种懒散的体育运动竟然变成了奥林匹克精神： 当时我正在写作文，突然班上有人大声喊道：“彼得和亚当在玩飞盘！”我马上放下钢笔冲出教室。确实，他们在玩扔飞盘！我想看得真切些，我可不想错过这一景象。于是我又跑回教室，戴上眼镜，冲出教室。现在我看得明明白白的！……这两个运动员离得很远，拉开架势，扔着飞盘。多精彩呀！飞盘就像一团红色的火焰，在他们两个人之间飞来飞去。我看了好一阵子。外国人真是多才多艺啊！其他人的描述就没那么英雄气概了。我最中意的一篇是一个叫理查德的学生写的，名为“为什么美国人如此随意”： 我是个中国人。大家都知道，中华民族是一个相当保守的民族。所以，我们许多人的思想都比较保守。我不知道这是好还是坏。
我们的外语老师――彼得和亚当――这学期开始给我们上课。这是一个了解美国人的生活方式的好机会。依我看，他们比我们中国人还要随便。我为什么这么认为呢？请看以下事实。
例如，海斯勒先生在给我们上课的时候，他可以十分随意地在身上抓来抓去，而毫不在意别人怎么说。他穿得极随便，常常是半截皮带吊着，一晃一晃的。但是，说实话，这在中国就是不好的行为，尤其在老年人眼中特别如此。而在我看，这十分自然。
上周，汤普森小姐（一个来涪陵拜访我们的志愿队员）给我们作“美国的选举”报告的时候，她脱下羊毛衫，系在了腰间。在中国人看来，这简直不可思议。一个老师在上课的时候，怎么可以那样做呢！谢天谢地，我们是学英语专业的，对美国有所了解，所以对此一点都不觉得奇怪。如果让其他人看见了，恐怕他们会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是一个容易犯错的地方，我们的确也犯了许多错误。但是当地人都富于宽容之心 ――通常他们会向我们暗示什么是正确的做法。第一周上课的时候，亚当让他的学生做自我介绍，一个叫凯勒的女生站了起来。她说出了她家乡的名称，解释她之所以选择这个英文名字，是为了纪念海伦・凯勒。一般都是这样，他们根据自己崇敬的人来取英文名字，所以就有了芭芭拉（取自第一夫人： 芭芭拉・布什）、阿姆斯特朗（取自宇航员尼尔・阿姆斯特朗），一个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二年级学生甚至取名为马克思。有些学生把他们的中文名字直接翻译过来，如毫斯House，意为“房子”。――译者、耶洛Yellow，意为“黄色”。――译者、诺斯North，意为“北方”。――译者等。有个男生，他的英文名字是莱希 Lazy，意为“懒惰”。――译者。“我名叫莱希，”上第一次课的时候，他就这样介绍，“我很懒，我不喜欢篮球、足球。很多事情我都不喜欢，我的爱好就是睡觉。”
其他一些名字则没有多大意义。有叫苏迪、桑里和凯尔的。有的纯属不幸： 一个小个子男生被叫作盆Pen，意为“钢笔”。――译者，一个十分漂亮的女生取名叫可可那特Coconut，意为“椰子”。――译者。另一个男生取名黛茜，这让傅主任感觉到十分惊愕。系主任傅先生英俊潇洒，蓄一头乌发，我们和英语系联系也主要是找他――这个职位的责任感常常使他生活在肃穆的氛围中。他把我叫进他的办公室，谈论黛茜这个名字的时候，尤其显得愁眉不展。
“那是个女孩的名字，对吧？”傅主任问我。
“对，”我回答说，“只是在美国，现在就连女生都不喜欢用这个名字了。”
“我记得《了不起的盖茨比》中有这个名字，”傅主任十分忧郁地笑着说。当学生的时候，他的专业是美国文学，因此他差不多熟悉20世纪所有伟大的小说家。他叹了口气，摇摇头。
“上学期这个学生取的是个男生的名字，”傅主任说，“但在暑假里他把名字改了，我真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我从未和黛茜谈过这个问题。他是个不善交流的人，我对他唯一的了解，是人民解放军曾因其视力不好而将他拒之门外，这打碎了他毕生都想从军的人生目标。这次失败打开了黛茜存在于世的秘密；他是高个、沉默寡言的男孩，满脸忧伤，每天都穿一身迷彩服来到课堂。这是一种安慰，还是一种自我惩罚，我一直都不知道。我喜欢有一个穿着迷彩服、名叫黛茜的高个子男生坐在教室的后排听我上课，我也从来没有叫他把名字或者衣服换一换。当然，我没把这个告诉傅主任。
不过凯勒这个名字十分直截了当。海伦・凯勒是学生心目中共同的英雄人物――甚至有些男生也将她列为楷模，部分是因为她同情共产主义。那天，凯勒作了自我介绍，又解释了取这个名字的原因，然后她笑了笑。
“谢谢，”亚当说，“你的雀斑真好看，凯勒。”
教室里突然变得一片沉寂。凯勒马上低下头，坐回到座位上。在那阵难堪的沉寂中，亚当手忙脚乱，过了一阵他才急急忙忙地解释说，雀斑在美国被看作是很有魅力的标志。事实证明，在中国，情况完全不是这样――就好像在说“你的胎记很好看”一类的恭维话。但是，除了继续上课，别无他法。所以，几分钟后，难堪就烟消云散了。
但事情并没有被人遗忘。一周后，两个学生在日记中提到了这件事，他们试图用中国人的方式，委婉地、间接地传达一种信息： 我曾听说过，许多美国妇女的脸上长有雀斑。在中国，女人，尤其是年轻姑娘，如果脸上长了雀斑，是不喜欢别人来提起的。这种做法不太好。我想知道，长雀斑的美国妇女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有些外籍教师的教学方法是可以接受的……我们应该肯定他们的成就。但有时候，由于他们对中国的习俗缺乏了解，也把一些学生弄得很难堪。我们中国人有自己的忌讳。对别人的长相，我们从不轻浮地加以评论。有一次，在课堂上，其中一个美国教师犯忌了。不过，我觉得，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他们对中国的日常生活常识的了解增多，这种尴尬也是可以避免的。所以，我们是在摸着石头过河。当然，我们都很单纯 ――我们信奉良好的意愿和努力的工作，我们想，过不了多久，我们要融入这个城市的生活是不会有太大问题的。但是涪陵，也像中国的大多数地方一样，有着极其复杂的过去。不管我看过多少有关“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书，我对这段历史都缺乏真正的了解。
具体而言，我不知道有美国人前来中国居住对当地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后来，我得知这里的许多工业企业是从上海搬迁过来的，这是五六十年代美国核威胁的直接后果，毛泽东把中国的兵工厂分散转移到了大西南偏僻的崇山峻岭中。很显然，在当地人怎样看待我们这个问题上，这段历史对他们是有一定影响的，但我们对此却一无所知。
也许我们知道的越多，日子会越难过。有一个我很喜欢的女生，名叫安妮，住在我们那一栋楼的底层。她父亲是数学教授，是学校职称最高的教员，所以有幸在我们那栋鹤立鸡群的楼房中得到了栖身之所。在“文革”中，他也“有幸”在四川省一个十分偏远的煤矿干了八年。像许多有才华的中国人一样，他被打成了“臭老九”――下层中的下层，只有通过最底层、最辛苦的工作才能挽救的那一类人。
那些岁月在梁教授身上留下的影响似乎不深――他是个乐呵呵的人，对在政治上获得平反绝对地高兴。即便被下放到煤矿的时候，他也把“地利”用到了极致，他教当地人如何做账，从而赢得了他们的尊敬。不过，我想这段经历也许对他女儿的影响更多一些，尽管她并没体会过他那种经历。她是班上最聪明的学生之一，也是有点不合群的那种。她的一些想法与众不同――喜欢独处，喜欢自己拿主意，能够远离大多数学生都在老调重弹着的政治套话。在我所有的学生中，我希望她能对我这个外国人最为开诚布公。毕业后，她写了一封信，坦诚地向我解释她最初时的看法： 你给我们上课之后不久，我读到一篇新闻评论，说克林顿当上了美国总统，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美国人为什么选他做总统）是他将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那些日子里，我讨厌见到你和梅耶先生。在最初的几个月里，尽管偶尔有迹象表明，我的学生仍然带着一丝怀疑来看待外面的世界，但我从未估计到这种情感会如此强烈。这种时候，我总把它们当成一个个孤立的事件来看待――我会十分温和地作出回应，然后尽量不再想它。一天，一个叫凯瑟琳的女生写到了东西方女性的区别： 西方人喜欢优雅的女孩，还是性感的女孩？我经常听到的观点是东方女孩以优雅著称，而西方女孩以性感出名。
中国的女孩大都优雅、清纯而善良。她们做事遵循一定的规则，这是中国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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