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作家彼得・海斯勒以中国题材创作的纪实文学作品《江城》在美国出版后，曾引起巨大的轰动，很多大学列为认识当代中国问题的必读书。日前，《江城》简体中文版在内地出版。
本书作者彼得・海斯勒，中文名何伟，1996年参加“美中友好志愿者”组织深入中国腹地，在四川涪陵师专担任了两年英语老师。《江城》记录的就是作者这段时间的工作生活经历。作者前往的涪陵是一个闭塞的西南小城，几乎没有外国人路过，他的出现让当地人极为好奇。作者积极和当地百姓接触，在与各色人等的仔细而准确的社会学家式观察中，他用《江城》绘制了一幅那个时期中国西南小城的社会景象，他通过大学教学、城市生活、风土人情、历史传说、旅行见闻、山河风貌等几个方面的叙述，折射出草根人物们在改革过程中的命运沉浮。 在中国长江边，从上游到下游坐落着无数大大小小的城市，这些沿江而建的城市，习惯上叫做江城。涪陵位于乌江和长江的汇合处，也被称为江城。作者1996年来到中国之时，也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之时，改革开放的步伐已经加速，中国社会从农村到城镇，都悄然发生着变化。作者以一个外国人的视角，抱着好奇的眼光，详细记录了当时涪陵这座小城的风貌：涪陵依山而建，没有自行车。在其他方面，则跟中国的小城镇十分相似――吵闹、繁忙、肮脏、拥挤，车辆蜿蜒而行，行人擦肩而过；店铺内人头攒动，货物琳琅满目，大街上的宣传标语比比皆是；没有交通信号灯，司机们不断地鸣笛，电视机的声音震天响，人们的砍价声此起彼伏；要道旁的树木灰头土脸，积满煤灰的树叶一片灰白，同样的灰白覆盖了整座城市。
在四川东部沿江而建的城镇边上，有一群人叫“棒棒军”。作者在美国生活长大，当见到现代社会还有人依靠繁重的体力维持生计时，他非常惊讶，甚至觉得不可思议。对于棒棒军，作者是持同情态度的，每个棒棒军的后面，都有一家老小等待去养育。棒棒军在作者笔下显得非常快乐，他们喜欢成群结队地聚在一起，他们常常无拘无束的欢笑、或者快活地说脏话、随意地讲各种段子。深处底层的人们，没有美国式的养老保险，但是他们对生活依然持乐观态度，这给作者内心带来阵阵的感动。从棒棒军的生活经历中作者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人民是世界上最坚韧、最能吃苦、最有耐力的人民。
作者在前往涪陵之前，先后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英国牛津大学求学。而来到涪陵师范高等专科学校（2001年后更名为长江师范学院），作为美国来的外教，当时在不算大的校园里引起轰动。在与学生的交流中，有很多出其不意的惊讶。学生多数来自更加偏远的农村，家庭条件艰苦。但是他们高考中过关斩将，成为光荣的大学生。当时农村孩子上大学，意味着跳出农门，毕业后可以回到家乡中学教书，有一份工资不高但稳定的工作。
体育锻炼对于美国人而言是生活的组成部分，很少把体育锻炼上升到政治的高度，而当时的中国却常常异化体育的概念。在任教的日子里，作者一次长跑的经历让他难以忘怀。为了迎接新年的到来，当地政府举办了声势浩大的长跑比赛。当时作者抱着好玩的心态，参加了四公里的长跑比赛。这个长度在作者眼里，根本就算不上长跑，甚至连中跑都算不上，他轻松获得长跑冠军，而获得亚军的则是体育系的大学生。夺冠后，在当地引发各种议论，有的媒体说这是中美友谊的比赛，还有媒体说让美国人夺冠，中国人的颜面往哪里搁？一场普通的体育运动引发媒体的多种声音，这让作者出其不意。他认为：运动就是运动，与其他因素无关。
《江城》一书，用美国人的思考方式和写作风格，以涪陵这个小城为入点，酣畅淋漓地描绘了转型时期中国人的生活、工作、学习、梦想和价值观。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离我们并不遥远，改革开放过程中人们的快乐和自信、伤痛与隐忧、变迁与发展都伴随着时间的脚步，如同滔滔的长江之水涌入新世纪。《江城》笔下的中国，是真实的中国，是连一些生活在中国的人们都不知道或拒绝认识的中国。
彼得・海斯勒：《江城》第一章选读：
我是从重庆乘慢船顺江而下来到涪陵的。那是1996年8月底一个温热而清朗的夜晚――长江上空星斗闪烁，漆黑的水面却映不出微弱的点点星光。学校派来的小车载着我们，以码头为起点，蜿蜒行进在窄小的街道上。星光下，这座城市不断向后掠去，显得陌生而又迷离。
我们有两个人，被派到这里教书，都十分年轻： 我二十七岁，亚当・梅耶二十二岁。我们对涪陵几乎闻所未闻。我只知道这座城市的一部分将因新修建的三峡大坝而淹没，还知道涪陵多年来都不对外国人开放。除此，我知之甚微。
半个世纪来，没有美国人在这里居住过。后来，我在城里遇到一些长者，他们记得在20世纪 40年代，亦即1949年解放前，这里有美国人生活过，但这样的记忆又总是模糊不清。我们抵达时，这里还住着另一个外国人，一个德国人，在当地的一所中学教了一个学期。但我们只见过他一次，等我们安顿下来没多久，他就离开了涪陵。从那以后，我们就成了这座小城中仅有的两个外国人。涪陵约有二十万人口，根据中国的标准，这是一座小城市。
涪陵没有铁路，历来是四川省的贫困地区，公路非常糟糕。去哪里你都得坐船，但多半你哪里也不会去。在随后的两年，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
我们到校一周后的某天，学校所有的人都在大门口参加了集会。那个暑假，一个由学生和老师组成的小分队从涪陵步行到了延安，那是位于陕西省北部的前革命根据地。现在他们即将返回学校。
当时正值纪念长征六十周年。所谓长征，是指在其国内战争中，毛泽东领导的红军在几乎要被国民党消灭的关键时刻，所进行的长达六千英里的长途跋涉。共产党人克服重重困难，越过中国西部的群山和戈壁，行军至一个安全地点。之后，他们从延安开始，稳步地积蓄力量，直到最后让革命席卷整个中国大陆，将国民党赶到了台湾。
整个学期，学校开展了很多特别的活动来纪念长征。学生们要上关于长征的历史课，要写关于长征的文章，在12月份还组织了一次长征歌咏比赛。为了参加长征歌咏比赛，所有的系都花了数周时间排练歌曲，然后在大礼堂演出。因为长征题材的曲目有限，所以许多参赛歌曲都是一样的，这就使得评委打分有点为难。同样让我搞不懂的是，由于演出服装数量不足，也只能像曲目一样由大家共享。历史系表演的时候，穿着干净的白衬衫、打着红领带，光彩照人。然后他们走下台，迅速地把衬衫和领带换下交给政治系的学生。政治系的学生穿戴完毕，冲上舞台，把别人刚刚唱过的歌曲再唱一遍。到晚会结束时，衬衫已变得汗渍斑斑，每一位观众都听熟了所有的曲目。音乐系获胜了，像以往一样，英语系排名倒数。在学校举办的各种比赛中，英语系从未获胜过。没有以长征为题材的英语歌曲。
暑期的延安徒步行并不是比赛，但涪陵小分队的返回却是整个长征纪念活动中最重大的一件事。队员们在炎炎烈日下行走了一千多英里，到最后只有十六个人坚持了下来。其中有十三个学生，两名教师： 中文系的党支部书记和数学系的政治辅导员。另有一位职位不高的管理人员，步行到中途就哭了鼻子，但最后还是因为有恒心和毅力在当地博得了好评。所有的队员均为男性。有些女生也想一同参加徒步活动，但学校认为，长征不适合女生。
在集会的前一周，学校的李校长去西安见了参加徒步活动的学生，因为在那艰难跋涉的最后阶段，他们遇到了麻烦。
“学生们出了点问题，”当我问及怎么回事时，英语系的系主任傅木友说，“我估计，可能是他们随身带的钱用光了。”事实确实如此――尽管有涪陵一家生产宏声牌香烟的卷烟厂资助，他们还是用光了所有的现金。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远行一千英里，来到延安，却以破产告终，这种特别的纪念方式让我惊讶万分。
不过李校长早就把他们解救出来了。所以，现在所有的学生都汇集到校门口的广场上。这是一所规模不大的师范专科学校，成立于1977年，学生只有两千人左右。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的教育体系破坏很大，这所学校是在那以后成立的院校之一。在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中，这种师专学校差不多位属末流。花三年修完课程，学历低于大学本科，几乎所有学生都来自四川的农民家庭。毕业之后，他们要回到家乡，在偏远的中学里当老师。
对许多学生――尤其是新生――而言，这所学校叫人兴奋不已。校园与涪陵主城区隔乌江相望，很少有学生曾在如此大的城市附近居住过。每到周末，学校就有电影、竞赛、舞会。时常也有像欢迎长征徒步队员的那种政治集会，学生们总是在广场附近地区集合，闹哄哄地翘首以待。
八位女生穿着白色短衫和黑色裙子，斜挂着印有校名的红色绶带，在大门口以立正势站着。她们被称作迎宾小姐，是从学生中精挑细选出来的。几位迎宾小姐全都个子高挑，长得十分漂亮，但脸上看不到一丝笑容。在正式场合，她们代表着学校，站姿标准，步态优雅大方，为大人物们端茶倒水。
关于涪陵，我还听说过一件事： 这里的女子因貌美而声名远扬。至少在成都的汉语课上，他们是这样给我讲的。其中一位老师是东北人，她是一位纤弱的女性，颧骨很高，说起话来轻言细语。哪怕是在炎炎夏日，她也会用双手捧着一只茶杯，仿佛藉以取暖。我们叫她尚老师，尽管从未去过涪陵，但她十分肯定地说那里的女子长得很美。
“因为那儿的山和水，”她说，“有山有水的地方都出美女。”
在成都我碰到过一位涪陵人，她也给我讲了同样的事情。“但那儿的人有时候脾气不好，”她提醒我说，“因为那儿天气太热，而且山很多。”我经常听到类似的说法，这表明中国人对待自然环境的态度与外国人截然不同。当我看到那些呈梯状的小山包，注意的是人如何改变土地，把它变成了缀满令人炫目的石阶的水稻梯田；而中国人看到的是人，关注的是土地怎样改变了人。刚到学校的那几天，我总在想这个问题，尤其是因为我所有学生的成长都与这片土地紧密相连。我很想知道，四川这种地势崎岖不平的自然环境怎样影响了他们。同时，我也不知道未来的两年里，这会对我有什么样的影响。
首先到达的是涪陵市的市长。他乘坐一辆黑色奥迪来到学校大门口，一踏出车门就对热烈鼓掌的学生频频挥手致意。当地的电视台也来人了，正对着这位在9月的炎热中嘘嘘喘气的身材矮胖的人录制新闻。他快步穿过广场，来招呼亚当和我，同我们握手，欢迎我们来到这座城市。
我们在涪陵参加的大大小小活动中，第一件事总是这样――欢迎新来的美国人。在长征集会那天，我们原本要去郊游散步，因此极随意地穿着短裤和T恤，只是出于好奇才停下了脚步。穿戴不得体地出现在那种场合，真是十分愚蠢的错误，我们早该明白这一点。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不想成为被注目的焦点而只是旁观，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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