渎职，全国就这么点
但对渎职案的查处，仍旧显得势单力薄。12月9日，还是最高检副检察长朱孝清通报的数字，“今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涉及食品监管的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37件57人，其中贪污贿赂犯罪17件18人，渎职犯罪20件39人。”
“全国数字就这么点，可见要想通过查办渎职，对监管机构形成威慑有多难。”一位要求匿名的反渎检察官说。
多地要求匿名的检察院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除了职能部门多头管理、导致责任难以明确定罪外，即使是有个别渎职案最终被查办，由于牵涉太多，也很难被公开而起到应有的震慑效果。
以上海生猪肉的供应地嘉兴为例，其下属的海盐县、秀洲区两地检察院都曾办理了多起“瘦肉精”犯罪，但他们一致拒绝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有关案情的任何信息。
“地方领导担心影响生猪在上海的销路，不允许我们炒作。要求我们只能做不能说。”一位要求匿名的检察官解释。
对查办渎职案件之难，温州瓯海区检察院检察官潘标标有自己的体会。2010年，瓯海区曾破获一起销售屠宰2万多斤病死猪肉的案件，在温州造成重大恶劣影响，业主父子最终被分别判刑。
虽然检察院怀疑案件中存在玩忽职守行为，但真到查办时，却受到了来自各方的压力。“阻力很大。”潘标标回忆说，庆幸的是，此案曾被浙江省检察院和温州市领导批示，加之案件本身的证据尚算充分，才最终得以进行。而最后被起诉的，竟只是位区经济贸易局下属生猪屠宰和肉食市场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再下属的市场检查分队队长。
“渎职案件，猫腻往往隐藏得很深。查案时，他们常常纠缠的是认识和证据问题。除非是贪腐、渎职双料犯罪，否则很难查办。”连斌感慨。
监管利益？监管者利益？
周汉华表扬之余，仍不免担忧重典治乱的推广和普遍意义。
在他看来，这一年的食品安全治理策略，还在传统的治理思维下，“不仅分段管理的体制问题没有解决，可能更加叠床架屋。”周汉华说。
被寄予举国期望的新生的国务院食安委，正承担着不可承受之重。
“我们不否认在奥运、世博、亚运等特定时间、空间，只要拿出举国之力，就会干得漂亮。”他提醒猛虎下山式的打击行动，要防止以往常见的猫鼠游戏，“老鼠抓不完，最后倒成了猫的博弈筹码。”
他担心，目前打击食品安全权力的扩展，业已渐渐蜕变成为部分执法部门要钱、要人、要权、要政策的扩张工具。
“食品安全问题越多，他们的权力越扩张，反过来，要得更多。”到时再没有人考虑监管利益，“考虑的都是监管者的利益”。
中国法学会食品安全法治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南开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宋华琳也认为，“打击犯罪，不如减少犯罪。”将日常监管和专项整治相结合，才是解决根本。而行政监管应该成为首要维护者，“毕竟，司法是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刑法应该是备而少用、备而慎用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他说。
于可持续性而言，“即使是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老虎就不睡觉吗？”
周汉华说，他理想中的治理方案，是一个多元的三角结构――公众参与、行使自己的权利、制约一般的政府；大政府负责制约食品安全特定监管机构，特定机构对大政府负责；而再由民众制约大政府，“否则，一旦缺乏公众声音，食品安全治理就容易变成大政府与监管机构的委托代理关系，就会因信息不对称而出现忽悠委托人的情况。”
“系统的、可持续性的改革，远不是破多少大案要案那么简单。”他感慨。
【2011食品安全报告】自助者说――公益载不动“菜团”
城市中产，在食品信任危机下，选择相信自己，试图与食品生产者建立相互诚信、风险共担的消费模式，这些以“农夫市集”命名的组织一诞生即飘摇。
在经历一番挣扎后，2011年8月易晓武退出了自己一手创建的“上海菜团”。因合作伙伴质疑他参股一家生态农场，有“输送利益的嫌疑”。此时，距离菜团的创办还不到一周年。
退出后，易将更多精力投入到上海侬好农夫市集，这也是他于2011年5月创建的组织。但公益化道路，使之面临生存窘境。
上海菜团是一群关心食品安全的白领，自发组织起来采购安全食品的组织，而“侬好”市集则是生态农场定期“聚会”的售卖活动。这两种“餐桌自救”的创新模式，于近两年来，在北京、广州、南京等地纷纷涌现。参与者多为城市中产，他们在食品信任危机下，选择相信自己，试图与安全食品生产者建立相互诚信、风险共担的消费模式。
欧美日韩等国在二三十年前就用这些自救方式刺激国内食品安全的改善，至今，这些国家的生态农产品生产比例已达20%-30%。但在中国，一切都刚刚萌芽，易晓武的“创痛”也是自救组织集体面临的问题，白领们的餐桌仍有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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