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夫市集没“钱途”
易晓武因为看到北京的有机农夫市集很火爆，就欣然创建“侬好”市集。
但他只看到北京市集表面的热闹，却不知其内在的焦虑。2010年9月18日北京市集首次开张，至今已1年多了。志愿者们找免费的场地，组织一二十家生态农场进驻市集销售安全农产品。志愿者们还通过微博等形式召集消费者，每次纷至沓来者竟达两三千人，举办周期亦从每月一次发展到现在的每周一次，并聘请了4名专职人员。
但因是公益行为，该组织无任何收入，专职志愿者都无报酬。“我们对消费者、农户都是免费的。如果找不到别的盈利模式，市集确实难以为继。”专职志愿者马小超说。
上海“侬好”一开始就陷入了类似的经费困境，它只获得几千元的赞助，用于海报之类的印刷。易晓武“发疯”地寻找免费场地，但对方要么理解为一般的菜市场，不愿合作，要么需要收费。自2011年5月份创建以来，侬好只举办了6次。
尽管进驻的农户们愿意承担适度的场地费用，但易仍努力寻找免费的场地，为生态农场减轻负担。但他认
为，市集若持续，必走经营化路线。
而北京有机市集协调人常天乐既不想把市集运作成纯公益性组织，也不想运作成纯商业的模式，“而是一种社会创新，以商业合作的收益来建立生产者、消费者、组织者三方共同管理的平台”。
常、易都还未迈出实质性的一步，台湾的杨儒门已经先行了。自2008年7月成立“248农学市集”至今，他共发展了3个市集，有15名专职工作人员。他还计划在台北市、新北市的每一个行政区都成立2个市集，因为他找到了盈利模式。一是，向进驻市集的农户收取“清洁费”，二是，帮助农户开办农产品商店，还协助他们进入超市和餐厅，因此获取一定报酬。
公益不能承受之重
易晓武们遇到的问题，是公益热情遭遇商业冷规则。这不仅体现于农夫市集，也体现于“共同购买”。“共同购买”则是消费者的联盟，他们联合起来寻找、采购健康食品。
“上海菜团”就属共同购买。创建时，易在制度设计上吸纳很多公益元素，如每名团员每年交100元团费，且按消费额缴纳8%的公积金，他计划将这些钱用于公益。
一年后，他选择退出，皆因该组织无法承载他的公益野心。2011年2月，他用邮件与几名理事商议，从团费和公积金中提取5000元捐助一个叫做“热爱家园”的环保公益组织，但被反对，因“自己都养活不了自己”。
而易和伙伴最大的分歧是：其他理事欲将菜团注册成合作社，并给志愿者以报酬。自2010年9月份成立以来，都是会员以志愿者身份参与运作，无报酬，但工作热情不高。
而易倾向于靠团员彼此感化，通过活动感染团员，调动自主积极性。“即使要给志愿者支付报酬，也应通过内部用议事规则来解决。”易晓武说。
如此分歧，最终转到对人品的怀疑上，易愤而退出。现在的菜团更似公司化运作，聘请了兼职会计，还将聘请专职工作人员，原来由团员缴纳的公积金亦转为向农场收取。团费和公积金都用于菜团自身的运转。
公益热情同样支撑不了北京“妈妈团”的浪漫梦想，这也是一个“共同购买”的组织，成立于2010年7月。最初完全靠几个妈妈凭着热情，用私家车取菜、分发，不计报酬。3个月后，她们开始租赁门面，并乐观设想，从生态农场那获取一定的回报，再从店铺中分割出二三十平方米装修成舞蹈培训室，用于出租，以维持组织的运转。但半年后，6名原始投资妈妈，先后有4名因理念不合而退出。
“因为一直亏损，所以有的妈妈想做成小超市，认为活下来最重要，但我认为要有原则地活下来，不能搞成一个商业性的机构。”创始人之一刘宇说，“还有妈妈想做大，要再融资。而我认为只能跟真正的生态农场建立供销关系，不能随便找农场。”
生态农业要“开放”
这条餐桌自救链条上的生产者，日子也不好过。
北京“小毛驴市民农园”的运营算是佼佼者，现有1000个会员，产品供不应求，但园长石嫣还是认为“生态农业种植都是小型的，边缘化的，不稳定的”。她还是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后，据她研究，由社会组织参与运作的生态农场，生存状态才比较好。
但石嫣仍看好生态农业的前景，因为一部分城市居民既有食品安全的需求，也有环境安全的需求，这和真正坚持生态农业的生产者有着相似的价值观。这也是西方“社区支持农业”的精髓。而这也是易晓武和贾瑞明走到一起的原因。
贾的生态农场采用预订制，即在还不能预计收成时，消费者就按照亩数预付资金，且不计产量。贾认为，“人不能向土地无限索取”，他的消费者必须认同他的“自然农法”理念。
他还在网上公布农场的财务状况，“我要让消费者们知道我不是谋取暴利，我只挣合理的钱”。
易也是一个环保主义者，他曾是环保组织自然之友上海小组的组长。他和贾精神契合。
2010年5月的一天，贾瑞明打电话给易，他想在崇明岛租下100亩地从事生态农业，但缺资金，于是易拿出6万元钱给贾，后又借给他3万多元。
“3万多元已经还了，但6万元并不是借给他的，也不是参股，不参与分红，就是支持他的，因为我信任他，他从城市到农村从事生态农业，是有牺牲的，我就是想让他把事情做起来。”易晓武说。但他的妻子认为，“出了钱，也得要个名”，故在注册公司时，将妻子的名字列为股东。而这最终竟成为他败走“上海菜团”的口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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