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达人的考验
事实上，基层食品安全监管官员的挑战才刚刚开始。
自2011年11月底上海政务微博上线后，“上海工商”这一账号的管理者徐上也成了“微博达人”，而且很快就面临了一次考验。
12月19日晚，上海浦东一小区居民家发生疑似食物中毒事件，一家五口出现呕吐、恶心、神智不清等症状。据户主向媒体反映，可能是当晚吃的粉丝出了问题，因为买来的粉丝没有包装和生产保质期等，是在小区附近的农贸市场买的。
一天后，“上海工商”通过微博给出了初步结论为“煤气中毒”，同时，工商部门还对户主提到的粉丝摊位进行了检查，该摊位证照齐全，粉丝均从上海农产品批发市场购入，索证索票完整。为确保安全，工商部门已采样送第三方检测，其余暂封存。
“最终检测结果也是合格的。”徐上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如果食品安全真有问题，现在没有人敢隐瞒不报。”徐上认为，利用微博在第一时间通报信息，正是为了改善对公众的服务。
如果放在半年前，这可能还要引起内部争论。
2011年3月，央视曝光双汇瘦肉精事件第二天，上海市工商局即对市场上“双汇”熟肉制品进行了抽样检查。一周后结果出来了，抽检的30组样本全部合格，未检出“瘦肉精”和替代品。
据徐上回忆，当时围绕能不能对社会发布，工商局内部发生了争论，有监管者认为双汇像过街老鼠一样，现在发布“100％合格”有点不合时宜；有人担心，对超市卖场进行抽检是合格，可会不会有些没有覆盖到的小摊点，还是给自己留条后路。
最后，上海市工商局还是对社会公布了信息。理由是：政府信息公开，就是要告诉公众真相。
【2011食品安全报告】查案者说――食品严打的秘密
2011，成了公检法机关打击食品力度最大的一年，如何避免成为常见的“猫鼠游戏”？
近交远攻
浙江、山东、河南……转圜数省、来回几万里，对于浙江省宁海县公安局治安大队的警察们而言，长途奔波的2011，无疑是最为特殊的一年。
“我们整年的工作重心主要在打击食品安全犯罪上。”治安大队副教导员洪聚峰在办案的旅途上说。
2011年3月，正是他们发现，并最终由公安部指挥浙江、山东、河南三省公安机关联合行动破获了“济南格林生物能源有限公司地沟油案”。一场司法机关内前所未有的食品安全打击行动，自始在中国全面展开。他们开了最响亮的第一枪。
就是此案破获的一个月前，2月19日，国家主席胡锦涛面对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发表讲话，明确把健全食品药品监管体系作为当前要重点抓好的八项工作内容之一，这是并不寻常的表态。
以往更多处理普通社会治安案件的治安警察，现在正调转枪头，全力围剿危害食品安全的刑事犯罪。洪聚峰们在随后的大走访中发现了地沟油案的惊天线索。
2011年春节上班后的第一天，杭州市检察院检察长布置全年工作的第一项就是动员上下两级、各部门之间，建立一个严厉打击食品安全犯罪的机制。3月15日，一项要求杭州市两级检察院上下联动、打击食品安全犯罪的意见书，即下发全系统，要求“指派业务尖子”“组织精干力量……确保对该类犯罪的高压态势”。
3月底，杭州市检察院牵头创立“联合打击危害食品药品安全违法犯罪活动新工作机制”，杭州市检察、公安、药监、农业、质监、工商、卫生、贸易等八个职能部门联合成立了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就设立在市检察院侦监处。与各地食安办等协调机构不同，这一机制直奔加强食品安全犯罪刑事打击合作的主题而来。
“这是由分管副检察长带队，花了二十多天一家家拜会出来的结果。”杭州市检察院侦查监督处副处长连斌说。
机制要求，各成员单位均常设专门联络员。八部门互通有无，及时联络，确保信息及时通报，“各单位第一时间发现造成重大影响或严重后果的食品药品安全事件，必须报到领导小组办公室。”
这看起来是个多赢的选择，“行政执法机关有它的难处：一方面多头监管、执法主体分散，相互间缺乏沟通渠道。同时，他们执法手段单一、缺乏强制手段，也大大限制了对食品安全案件的打击。”连斌说，而对检察院而言，这一机制，也解决了检察院线索发现难的问题。
翻天覆地的数据
在检察权、侦查权的助力下，联动打击的效果已经显现。连斌说，“去年全杭州检察系统办理的此类案件还是个位数，现在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最新的数据是，杭州市公安机关2011年已立案侦查53件，移送审查起诉的13件19人，已有5人被判刑。
“以前打击食品药品犯罪，主要是打假烟，而今年则拓展至12个类别，假药、假矿泉水、毒笋干、假食用油都有。”
更具现实意义的是，它可能纠正过往“有案不移，以罚代刑”的现状，2011年12月16日，来自最高检朱孝清副检察长的批示，肯定了联合机制的意义，认为“值得总结推广”。
仿如猛虎突然下山。2011，成了公检法机关打击食品安全力度最大的一年。
副检察长朱孝清在2011年中国食品安全法治高峰论坛上披露的数据更具今非昔比的说服力：2010年10月至2011年11月，全国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两类涉嫌食品安全犯罪案件约464件848人，提起公诉343件596人。
这显然是不同寻常的改变。过去三年，最高人民法院的数字显示，全国法院每年审理的这两种案件不过百件左右。
“这一年政府可以说搬出了所有能用的执法武器，也对民间的诉求给予了足够的回应。”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周汉华评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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