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辈子都跳不出打工这个圈”
他们想过做点小生意，这是和阿星当年一样的城市梦想。可事实上，他们想了十来年还没实施。阿海认为是没资本，“万一输光了，一辈子都翻不了身”。
一天打工下来，阿海和他的姐姐阿美，总会坐在那间车声隆隆的出租屋里，幻想着如何摆脱日复一日的机械生活。他们想过做点小生意，这是和阿星当年一样的城市梦想。可事实上，他们想了十来年还没实施。阿海认为是没资本，“万一输光了，一辈子都翻不了身”。
事实上，长年累月被机器驯化的生活，已经在心底深处彻底捆绑了他们改变命运的勇气。况且，在城市他们并无足够的社会资源，即使真去做生意也未必成功。在阿海的姐夫张世东的观察中，周围的打工者做生意赚到钱的，不超过十分之一。
在温江村上千名打工者中，通过打工成为老板的，全村仅有一家。那是阿海的堂叔赵民贞与赵民通。
在整个天等县的13万打工者中，通过自身努力而获得创业成功的例子也不多。据2009年的统计，在广西八百多万的外出务工人口中，从事制造业的占七成以上，月工资在800元－1200元的占一半左右，1200元－1600元的仅有三成左右。
即使打工多年，他们也难以在工厂里有上升的机会。像闭伟宝，虽然打工16年，最后也只是被辞退的命运。闭伟宝的女儿阿美，由于在打工之余学会了电脑，有幸从一个打工妹成了办公文员，但她发现这已经是职业生涯的顶点。在偌大的公司，只有一名广西籍高级领班。
阿美的堂妹阿花，算是温江村最成功的打工者，她从一名普通打工者，最终奋斗成深圳一家国企的销售经理。阿花长相清秀，二十多岁，完全看不出打工妹的痕迹，更像是一个城市白领。然而在五六年前，她在深圳的一家工厂打工，手指都做得变形了。此后她决心自学，逐渐改变命运。
但像她通过自学与职业培训改变命运的，在整个广西天等县的打工群体中都是少数。政府提供的职业培训，更是少得可怜。近两年，天等县职校共培训农民工1680人次，而天等县的农民工已逾13万人。
而阿花的弟弟，也曾因为看不到打工的希望，而去抢劫被判刑，获释后仍在从事最繁重的体力劳动。“我们这些打工的，一辈子都跳不出打工这个圈。”一名深圳富士康的天等籍打工者感叹。
贫不止三代
阿海指着怀中的孩子自言自语：“我爸一辈子是打工的，我这辈子也是个打工的，我看我的小孩以后还是个打工的。”
对于大多数打工者来说，城市那道无形的墙，是一种比打工本身更深刻的痛苦。
闭伟宝的儿子阿星在抢劫杀人案发自首时，曾说过，“我觉得城里人就是那个高楼，高到天上去了，我们在下面仰望，看得帽子都掉下来了，都看不到人家”。
这是他们父子对城市的感觉。闭伟宝在马田村生活了将近19年，看着马田村从一个穷乡僻壤发展成一个厂房林立的工业区与热气腾腾的商圈、小区。但19年来，他没有一个本地人朋友，他所有的朋友都局限在老乡圈子里。
外地人与本地人生活在同一个经济与生活相互依存的城中村，却相互戒备，甚至敌视。
这种隔阂似乎难以消弭。阿海举了个例子，如果一个本地人开着一辆豪车，叫我这个打工仔去吃饭，一眨眼就花掉2000元。而我却花不起，那你一定交不到朋友。
这些外地年轻人，也不能忍受本地人“看你的眼神，还有那些轻蔑的手势”。
甚至在城中村的建筑群里，也弥漫着这种隔阂。像闭伟宝家这样的外地打工者，喜欢租住在靠近在南光高架旁的那几幢农民房中，那里空气差、噪音大、租金便宜。而城中村里相对安静的地方，是有钱一些的技术人员住的。本地人则基本住到了马田村马路对面的福庄花园。
这种隔阂无处不在。在2008年以前，马田村的龟山公园是不对外地人开放的，只准本地人在那里跳舞。2008年后，由于警方改善了管理方式，治安好转。本地人的戒备减弱了，龟山公园才开始允许外地人进入。
晚上，外地人终于可以和本地人一起在公园里跳舞了。
但阿海的姐夫认为，这只是表象，外地人与本地人不融合的现状并没有根本改善。
他的这种感性认识与《望》在2010年的报道吻合。该报道称大约有2亿长期在城市的打工者，他们没有城镇户籍，也没有享受到市民待遇。报道称，城市必须拆除户籍等樊篱，把他们“市民化”，才能实现真正的城市化与社会稳定。
但他们大多数人不愿回到农村。闭伟宝一家在农村有三层砖楼，但现在却宁愿住在南光高速边那间嘈杂、逼仄的出租屋里。阿海解释：“我在深圳，就算摆地摊，也够让自己吃饱。但在老家，最辛苦的劳作，可能还养活不了自已。”
城市开始尝试给予他们融入的机会，但往往颇为吝啬。2010年，深圳允许外来工攒足积分后，可转成深圳户籍。但这是一个中彩票般的几率，1300万的外来人口中，2010年只有约4600个指标。
《望》新闻周刊认为，如果农民工的下一代仍不能享受平等的教育权和就业权，又无法回到乡村，矛盾可能会以某种极端的方式表现出来，比如犯罪。而前几年法国出现的移民区骚乱，被国内的有识之士认为是对中国的“二代移民”难以融入城市社会的警示。
这样的“警示”，其实也在阿海的哥哥阿星身上出现，也在温江村的“砍手党”身上出现。
这种现象在社会学上被称为“贫困的代际传递”。阿海的堂姐阿花，有更朴素的认识：受教育，特别是让下一代受教育，是改变命运和融入城市的起点，她认为自己是个例子。学者们则认为，打破“贫困的代际传递”，需要从让农民工平等享有就业、住房、教育、医疗和养老等权利开始。
而阿海对他堂姐的观点不以为然。在马田村那间灰暗的出租房里，高架桥上汽车呼啸，门窗咣咣乱响。阿海指着怀中的孩子自言自语：“我爸一辈子是打工的，我这辈子也是个打工的，我看我的小孩以后还是个打工的。”
歧视，让他们成为陌生人
――访《中国法治蓝皮书》“农民工犯罪问题”撰写人靳高风教授
南方周末：在2011年中国法治蓝皮书中，您提到新生代农民工犯罪案件约占全国城市刑事案件的三分之一。这个数据听起来颇为惊人，是什么造成了新生代农民工的高犯罪率？
靳高风：从2010年的报告中，我们就开始关注“90后”青少年犯罪率问题以及与这个问题相关的农民工、流动人口子女犯罪问题，实际上是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的一部分。2011年进一步关注了新生代农民工问题。
以前，我看到一些调查报告在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犯罪原因时，往往归结为教育水平低、文化素质低、经济贫困、家庭影响等个体原因上，简单想一下农村人都是这样的，为什么在农村地区犯罪的少，在城市里犯罪的就多或者说犯罪倾向就大？这是因为，农民工在城市没有归属感，原来束缚自己的乡村熟人文化、道德观念，到了城市后荡然无存。他们收入低下，被城市人视为另类，还干着又脏又累的工作，看到光怪陆离的城市生活后，年轻人就容易产生一些犯罪的冲动或倾向。如果再有老乡或者其他人的诱惑，更容易产生犯罪。
所以，城市对农民入城心理歧视和排斥、就业与受教育的困境、经济政治待遇上的不平等、社会保障和救济制度的欠缺、文化冲突等社会心理和社会现实，才是导致这一群体犯罪高发的主要原因。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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