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新生代农民工犯罪占全国城市刑事案件的三分之一，本文力图还原这些年轻人成为“砍手党”的故事，这是一个有关尊严缺失和梦想破裂的故事，是属于一群在城市化大潮中被离弃和排斥的人群的故事。
城市里的陌生人――暴力工厂
入狱五年之后，杀人者阿星终于说出了杀人的原因。五年前，打工者阿星在杀死工厂管工后联系南方周末，坦承报复工厂拖欠工资，并在本报记者的劝说下向警方自首。现在，他承认那也是一场有预谋的抢劫。阿星来自一个以“出产砍手党”闻名的村庄，在阿星入狱前后，他曾经的同乡好友几乎都因抢劫被捕。他们有着相似的经历：进城打工――辞工――犯罪；他们的经历是一个无法回避的数据的缩影：新生代农民工犯罪占全国城市刑事案件的三分之一。以阿星的叙述为线索，南方周末力图还原一群从乡村到城市的年轻人成为“砍手党”的故事，这是一个有关尊严缺失和梦想破裂的故事，是属于一群在城市化大潮中被离弃和排斥的人群的故事。而如何更好地接纳与善待这个在城市化进程中做出巨大牺牲与贡献的人群，或是避免阿星和他的同乡们的故事不再重演的解决之道。
在深圳公明马田村，上班与下班的打工者汇聚在交叉路口。这就像他们交叉而过的人生，有些人日复一日地打工，有些人从打工者变成犯罪者。 （南方周末记者 王轶庶/翁洹/图）
那是2005年7月8日的傍晚，闭文星（绰号阿星）最后终于无法控制由来已久的强烈自我暗示，用两把西瓜刀与一把弹簧刀捅死了工厂的管工。随后，这名20岁的农民工逃亡到深圳公明镇并找了部公用电话，联系上了曾经打过交道的记者――也就是我本人，然后在我的劝说下，向警方自首。
他作了一番充满道德义愤的陈述：在辞工时，老板拖欠他962元的血汗钱，管工扣押他的身份证并辱骂他，他一怒杀人。
这被许多人视为社会悲剧：逃离凋敝的广西农村，旋又陷入城市的压榨与歧视。阿星在自首时坦承，他的理想只是谋一份每天工作八小时的活，攒够钱，在城市做点小生意，不再活得像一个找不到未来的农民工。
这其实只是阿星的一面，五年后我们在监狱里再次相见，他终于愿意坦露自已的另一面：
当时他不只是报复，其实还是一场与另一名同村打工者冯春毫预谋数天的抢劫，虽然他们最后只抢到了400元。
在狱中忆起抢劫的念想涌上心头那一刻，他承认那时没有来自道德的羞耻与惊慌。相反，这是他的成长经历长久以来给予他的暗示，他的堂叔赵民显在深圳公明曾是风光无限的“黑社会大佬”，在贫困的家乡最早拥有私家车；常带他玩的表哥言明显，自从辞工后混社会、搞抢劫后就生活得光鲜有钱、不再受人气。那时，他们村里的许多年轻人加入了抢劫这个行当。
他们都出生于同一个村庄，广西天等县上映乡温江村。在广东的媒体上，这座村庄更为响亮的名字叫“砍手党山村”。他们也许并不是在广东作案最多的群体，但却因为曾经发过的几起闹市“砍手”抢劫而震惊公共舆论。
在一个只有两千人口的温江村，因为抢劫被刑事处理的有一百余人。这个村庄参与犯罪的年轻人差不多已被抓尽，但又在上映乡其他的村庄遽增，整个上映乡保守估计有三四百年轻人在长三角与珠三角两地抢劫被抓。
阿星迫不及待地从我的嘴里了解家乡的近况。真相让这名死缓犯人的脸上呈现出难以名状的痛苦，每得知一名老乡落网，他都会用双手抱住头，沉默良久。在他入狱后的五年里，他的同乡好友还在陆续落网，连他敬重的老村支书冯成金的儿子与侄子都先后因抢劫被抓。
阿星与他同乡的犯罪被学者们定义为“新生代农民工犯罪”。中国社科院在2011年2月24日发布的法治蓝皮书中称，2010年新生代农民工已近亿人口，新生代农民工犯罪案件约占全国城市刑事案件的三分之一，新生代农民工“共同犯罪、团伙犯罪突出”。而这类犯罪在外来工集中的珠三角地区，所占比例惊人。据警方资料，像温江村打工者集中的深圳公明街道，98％以上的刑事犯罪都是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主的外来人口犯罪。
多年后，南方周末记者重新调查阿星与“砍手党”核心成员，以期为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的化解之道，找寻更明晰的注脚。
狱中阿星闭文星正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 （梅州监狱/供图/图）
进黑社会找“尊严”
阿星在发生杀人案之前，一直被家人、工友认为是一个性格单纯、温吞的少年。那时，他有长长的头发，笑笑的眼神，对城市的一切充满向往。即使在监狱中监禁多年后，他仍能清晰地说出第一次到深圳的新鲜感：坐了一天的大巴，整个晚上都没有睡着，“因为一路上看着夜景，太幸福了”。他刚来深圳是2000年春节后，15岁。他到深圳公明的第一天，就被他的表哥言明显带出去玩。他的这个表哥，后来也曾因抢劫罪被判入狱。
不久，他就初中辍学了，他天真地以为“进厂就有钱花”。他的父亲闭伟宝把他介绍到新兴橡根厂打工。那时，作为未成年人的阿星，还没有自己的身份证。他冒用叔叔闭伟勋的身份证进厂。很快，他发现，挣钱不是想象中容易，每天要在机器前站12小时，第一个月的工资只有450块，后来也只增加到600元／月。工资经常不够他花，有时就向打工的姐姐要钱去买衣服。
那时，他的父亲闭伟宝已经在新兴橡根厂打工8年了，妻子、女儿都已介绍进这家厂做工。这是一家广西人占80％以上的全球最大内衣辅料厂。通过老乡相互介绍的方式，越来越多的温江村人投奔了这家工厂。他们聚居在附近的马田村，日常的社交主要局限在老乡之间，仅租住在马田的温江村人就有近两百人。整个马田村，虽然本地人只有千余人，聚居于此的广西打工者却有近万人。他们就像把村子从广西农村搬了过来一样，在马田村，阿星不但能找到同一家族的叔伯婶嫂、表兄姐妹，也可以找到不少小学同学。在深圳，这类城中村里的打工同乡聚居区达290个，640万人。
所以，阿星在那里并不缺玩伴。下班时，阿星最喜欢跟着表哥言明显等五六人去溜冰、跳舞。身上即使只有几元钱，他也要把钱花光，“我喜欢上了城里的生活，当时就明白，以后再也不会呆在农村了”。
那时，言明显已经不在工厂打工了，他做了赵民显的小弟，帮其看场，每天至少能拿到100元。赵民显和阿星家同属温江村山岱屯，是阿星的堂叔。在阿星的记忆里，他总是用仰视的目光倾慕这位在老乡圈中声名显赫叔叔。父亲一辈子打工，都没有这位做“黑社会”的叔叔一年的钱多。阿星自认为一个月打工赚得钱，有时还没及表哥为叔叔看场一天拿到的小费多。
就在阿星来深圳前的2000年春节，已经在深圳公明镇一带混出了名堂的赵民显开着一辆蓝鸟牌小车回家过年，一时轰动了整个天等县。天等县是一个离中越边境只有数十公里的国家级贫困县，2000年时，贫困人口还占全县一半以上，达24.2万人，很少有人能买得起私家车。
现在广东韶关监狱服刑的赵民显，瘦小、健谈，容易动感情。想起十一年前“衣锦还乡”的那一刻，仍一脸自得。但转而他就自责起来：“这车也把大家都害了。”那时，温江村人已经知道，赵民显是靠在深圳“混黑社会”发家的。在赵民显的记忆里，小轿车开回农村后，不少亲戚与村人这样恳求他：“民显，帮我把孩子带出去。打工哪有你们赚钱。”但当后来村里的年轻人因抢劫被大规模抓捕后，村里人又认为是赵民显等人带坏了他们。
令村人艳羡的这辆蓝鸟车，是赵民显靠做偷抢勾当所得。但一开始，赵民显更像心地单纯、心系乡土的第一代农民工。1996年，赵民显16岁到深圳公明打工，也进了新兴橡根厂。每天工作12小时，拿不足500元一月的工资。那时赵民显最大的愿望，只是赚钱在老家盖房。
“像我们这种刚从农村出来的人，对生活的欲望、对钱的欲望，本来都是很小的。”赵民显回忆。温江村土地贫瘠、四环皆山，像赵民显这样的年轻人，赚钱谋生只有两条路，要么去挖矿，温江村很多人都死在了里面。或者去广东打工，“哪怕很苦很累也愿意”，赵民显这样描述刚到深圳时的心态。
8个月后，赵民显因违反厂规被辞退。此后，他不断找工，不断失业。失业者正是当时的收容制度的施虐对象。他被巡防队员“见一次查一次，查一次打一次”。到后来，他只敢睡在阳台上。如果有巡防队来敲门，他就从阳台上逃出去。
但即便如此，他仍然不愿回到温江村，因为家乡太穷，无以谋生。他对深圳有很复杂的感情，心之所恨的是“为什么我在家就没有人查，来这里就经常被抓”。但他仍觉得“这个城市太吸引人了”，站在五光十色、灯红酒绿的夜市里，赵民显生出的感慨是“哪怕你没有钱，你走在大街上，都感觉自己很快乐”。
后来，他和遭际相似的同村妻舅兼表兄杨成康一起，在深圳成了流民。他们开始只是小偷小摸，有时连碗和锅都偷。到了1998年，开始跟一名广西老乡学偷摩托车，遂渐进入当地灰色社会。到1999年，他们结识了深圳燕川治安队长的钟哥（后被判刑），人生从此真正转折。赵民显、杨成康开始通过钟哥认识马田附近的各路治安队“老大”。自此以后，他们再也不会被收容了。若有老乡被收容，赵民显只要给治安队的人打一个电话，人就放出来了。
赵民显和杨成康也显得慷慨，老乡失业、没有钱，只要有求于他们的，他们就会出手相助。他们的出租屋客厅常常因收留老乡而睡满五六人。
回想这段时光，狱中的杨成康说：“以前我和赵民显打工、失业时，过得是猪狗不如的生活。后来加入了黑社会，才算找到尊严。老乡们，也因为我们增加了一点地位。”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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