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乡犯罪网
这又一次让在汕头打工的阿星震惊，他曾在2005年6月，数次惶恐不安地给我打电话，说“我表弟也因为抢劫被抓了。前些天村里来了不少广东警察，又抓了三四十个在广东抢劫的。半年以来，已经抓走了一百来人”，他觉得“村里的年轻人都要被抓光了”。其时，在老支书冯成金家里，已经有厚厚一叠缉查通知书。“都是跟风，我不想在通知单上留下我的名字。”阿星在狱中描述当时的心情。
阿星已经难以忍受在汕头的工作，每天至少工作12小时，且没有休息天。他希望找一份一天只要工作8小时的工作。热心的法官卫彦虎曾经承诺帮他找。但这位法官恰在那时工作变动，与阿星联系少了。阿星很焦急，给卫彦虎的QQ发送信息：“卫叔叔，你不要我了吗？”杀人事件后，卫法官想起阿星的这句话就很伤心：“那段时间比较忙，就没有很在意，没想到阿星会把希望都寄托在这上面。”
那时，阿星想辞工，独自去找“8小时的工作”。但他身上几无现金，他962元的工资，被汕头的织带厂扣押着。在当地，这被认为是行规。
2005年7月5日，阿星在堂叔赵民贞家喝满月酒时，积压的情绪终于爆发，他醉醺醺地问同村的邻居冯春毫，他试探性地问冯：“我们去开工（抢劫）。”冯春毫说，“开就开吧。”此后阿星醉倒，被抬了回去。
冯春毫那时很缺钱。冯春毫是温江村老支书冯成金的侄子，冯成金恰在那时中风病倒。冯成金的儿子冯森壮致电冯春毫，“你无论如何要搞几千块钱回来给我爸治病”。但冯春毫没有钱，他一开始想的办法是卖自已的手机。2005年7月6日，阿星陪着他一起去二手市场卖手机。“那一天我们在街上转了好几个钟头，到处都卖不掉。”后来这部手机卖了200元。“但两百块钱，怎么好意思寄回去呢？”阿星在回忆中苦笑。阿星一家和冯成金老支书也关系不错。他们两家，是隔壁邻居，“以前在村里，谁家杀鸡喝酒，都会叫上另一家”，阿星决定要帮冯春毫“筹钱”。
2005年7月8日傍晚，冯春毫下班，阿星和他一起去买刀。阿星后来在狱中认为，如果那天晚上顺利辞职，又没有找到满意的工作，他和冯春毫也许就会带上刀去别处抢劫。他一直不承认劫杀管工郑炳荣是有预谋的，“就是一瞬间的事，一转念就搞成这样”。
但在判决书中，阿星承认是有预谋的，他们想去抢工厂的老板。事实上，阿星在辞职后去拿行李时，他和冯春毫都带了刀。当天晚上工厂老板不在，在拿行李时，阿星因为拿不到被扣押的身份与工资，和管工郑炳荣发生争吵。阿星和冯春毫随即拿刀捅杀管工。冯春毫至今在逃，阿星在逃到了深圳公明镇后，打电话问我到底该怎么办。我劝服了他去自首。自首之前，阿星深感受老乡们的影响太深，他感叹：“如果我死了，我希望下辈子不要生活在我们那里。我们那里都是刀光。”
在抽样的温江村45名抢劫罪犯中，可看到他们一张牵一发动全身的血亲网络。以赵民显作为一个点，就可以牵起整张网络。在这张网中，差不多任意三个人都可以组成三角的亲缘关系，所以，这是一张非常稳定与严密的人际网络。
并且，这张犯罪者的亲缘网络，并非是在城市里孤立存在的，而是依托老乡聚居区这张更大的人际网络中。老乡聚居区，在城中村仿若“山村飞地”。但这是被本地人歧视与排斥的“故乡”。作为本地人的新兴橡根厂长麦沛明说，本地80％以上的人不愿和外地人发生直接关系，而在马田村住了十几年的闭伟宝也说，他从来没有一个本地人朋友。外地人觉得本地人看不起他们，本地人觉得外地人素质太差。
在这样的一道墙前，老乡之间就非得以抱团自保。这种抱团常常不论是非，只论是非有利于同族。同乡间的犯罪网络，和日常社区网络，并没有严格界线。这就像阿星，是在潜移默化中被表哥带着走入了黑色社会。“例如，你虽然是个打工仔，但在外面玩的几个老乡叫你去喝酒，你能不去吗？”
于是，这类新生代农民工的犯罪。又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这一籍贯的群体流行抢劫，那一籍贯的群体也许就流行销赃。这类具有地域与血缘特征的犯罪，被北京市公安局研究人员任九光称为“地域性犯罪”。据他的统计，这类犯罪已占所有刑事犯罪的30%－40％。
所以，“温江村砍手党现象”已非孤例。长期研究农民工问题的刘开明博士认为，要化解这类犯罪，根本上需靠城市拆除对农民工的户籍、就业指导、失业养老社保、子女教育等一整套“社会排斥系统”，让农民工融入城市。否则，这类聚居区里，随着积怨的郁积，可能会在城市内部发生城市与乡村的剧激冲突。刑事犯罪，常常只是最初级的表现形式。
冯成金是温江村的老支书和对越战争的英雄，“砍手党”的悲剧在他身上有最沉重的体现。他的儿子和几个侄子都因为在广东抢劫被抓或被通缉，现在只有他一个孤苦老人照顾几个孙儿。 （南方周末记者 王轶庶/翁洹/图）
被离弃的人
新生代农民的刑事犯罪，对于城市，还是农村，都是悲剧。
走在温江村，随便问一个村民，都可能发现他的某个近亲因为抢劫被关在狱中服刑。最不堪的是温江村的老支书冯成金，五年多前，他还带着我一家一户走访过那些抢劫犯的家庭。2010年，他的儿子冯森壮也在深圳抢劫时被抓了。他的侄子冯春明也因抢劫被捕。而和阿星一起在汕头抢劫杀人的侄子冯春毫，至今在逃，其作案的理由居然是为了给当时中风瘫痪的伯父冯成金筹钱治病。
家族悲剧就这样落在了老人冯成金身上，这位曾经在对越战争中立下过三等功的英雄，现在只剩下一副残疾的身躯长吁短叹。
但温江村人的犯罪似又有回升之虞。2010年，在深圳的温江村人经过血腥的帮派战斗，又夺回了已失手多时的“广西长途车站”。而控制这个车站的头目，就是当年赵民显的跟班、阿星的表哥言明显。他在几年前刑满释放后，又走回了老路。
没有人清楚，这个车站，会不会再像当年赵民显和杨成康控制的那样，培养出又一轮“砍手党”。
到底怎样才能中断犯罪的轮回？
监狱里的杨成康作了一番沉思默想，发现他和赵民显，以及大多数的温江抢劫者，在城市里胡作非为，却对家乡人很好。事实上，抢劫者对家乡的感情令人惊奇，有次杨成康把老家的赌场给砸了，理由是不能把家乡的年轻人带坏。更有一次，杨成康在老家看到有人在半路抢劫，他上去阻止说：“你们不要在家里搞，想搞你到外面去搞。”他认为他身上的这种两面性，是城市对他的态度造成的：“谁对我好，我就对谁好；谁对我不好，我也不对他好。”
而监狱里的赵民显，觉得他和家乡人的犯罪，就是教育落后和找不到工作、遭受歧视造成的，“请你们不要离弃他们。”他把这句文绉绉的话生念了好几次，直念到眼里含了泪水。
他们的说法暗合了中国社科院法治蓝皮书上的阐述：城市对农民入城的心理歧视和排斥、就业与受教育的困境、经济政治待遇上的不平等、社会保障和救济制度的欠缺、文化冲突等原因才导致了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高发。报告认为，只有加强城乡统筹发展，让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才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性措施。
去享有一个城里人那样的尊严，包括最基本的8小时工作制，曾是阿星这样的新生代打工者渴望多年，而始终没有实现的梦想。在我与他在狱中告别时，还要服刑十几年的阿星自嘲：“以前我一直想找份8小时的工作，没找到，最后杀了人。没想到在监狱里，却实现了我的‘理想’。每天只要改造8小时，余下的时间就可以看书、打球，并且还可以持续十几年。想想真是好笑。”
（实习生陈铁梅、向婷婷、王媛媛、冯飞、钱文迪对此文有贡献。）
（特别致谢广东省监狱管理局、广东省司法厅、广东省高级法院、深圳市公安局光明分局、天等县公安局对采访的协助）
三代人跳不出打工这个圈？
2005年，打工者阿星因抢劫杀人，被判死缓。6年后，他们一家三代依然蜗居在深圳逼仄的角落，命运仿佛给这家人画出了无法挣脱的圈，他父亲闭伟宝下岗了，他弟弟阿海感慨“我爸一辈子是打工的，我这辈子也是个打工的，我看我的小孩以后还是个打工的”。
黄昏时分的深圳市公明镇，霓虹的魅惑尚未显露，还是一副灰头土脸的工业区样子：空气污浊、尘土飞扬、黑摩的和宝马车乱糟糟地挤在交叉路口。
这里距离深圳市区仅40分钟车程，与后者阔气的国际都市气派比起来，就像是从喀布尔到迪拜的旅程。
六点钟，正值附近厂区白班与夜班交替的时刻，熙熙攘攘的打工男女，身着各色工服，像彩色的河流，在马田村口的十字路口融汇、碰撞，然后四散，如此日复一日。
在马田村一条幽暗逼仄的小巷里，阿海穿着蓝色的工服正要匆匆地走出去。他是阿星的弟弟，在哥哥阿星入狱之前，也以同样的节奏往复于打工路上。
阿海要去新兴橡根厂上夜班。白班与夜班每半月轮一次，每班十小时。这种单调的日子，阿海已经重复了一年多，而他的父亲闭伟宝在这家工厂曾经干了16年。
如今，闭伟宝唯一的工作就是给不断交替于白班、夜班之间的家人做饭。
他们一家七口租住在马田村南光高架桥旁的农民房内。这是一间不到二十平方米的阴暗小屋，头顶不断有呼啸而过的汽车让屋子像一列始终行驶中的列车，不开窗都是汽车尾气的味道。
闭伟宝失业后，再也没有找到新的工作，回到广西温江的老家，连农活都不会干了。他觉得自已像一截被榨干了汁的甘蔗，被人遗弃了。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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