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者们很难在城市找到上升的通道，他们认为“一辈子就跳不出打工这个圈”。 （南方周末记者 王轶庶/翁洹/图）
下岗：“说不要就不要了”
2008年的一天，闭伟宝正在上班，年轻的领班告诉他：“你以后不用来了，下午到人事部去结账。”他感叹，这个呆了16年的工厂，“说不要就不要了”。他也不敢抗争，怕一吵连补偿金都没了。
闭伟宝50岁，中等个头，有着第一代农民工的典型性格，坚忍、吃苦耐劳，他家也是村里最早建起楼房的人家之一。
像他这样还在城市打工或正因年岁渐长而处于失业边缘的“民一代”，在全国有一亿多人。而像阿海那样的“民二代”，在全国也有近亿人。
闭伟宝至今还清晰地记得走出温江村的那一天：1992年9月4日。
其时，正是邓小平南巡，中国经济整体转暖之际。1990年代以来，政府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使中国迅速成为“世界工厂”，而珠三角是这些出口企业的发家之地。
闭伟宝打工的新兴橡根厂，是港商张国宝于1988年在马田村所创，主营内衣辅料，初期只有数百名工人，后来却成为全球最大的内衣辅料制造基地。也是在这一年，富士康在深圳建厂，当初也只有数百工人，二十多年后却成了拥有近百万工人的巨无霸。
那时，闭伟宝每天要工作12个小时，每月工资200元。开始的工作是给染料过秤，这个活儿，他重复了整整7年。直到有一天，他的一名工友到医院检查时发现“肺里什么颜色都有”，估计是在称染料时吸入所致，这才让闭伟宝害怕了。他最终设法调到了橡根厂的仓库做管理员。
自此以后的十多年间，他再未跳槽，一直在这里打工。从闭伟宝出来打工的1992年，到他被辞退的2008年，正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中国货物出口额年增长率更是高达19.6％，制造业创造了中国GDP总量的1／3，中国经济开始被冠以“中国模式”而备受荣耀。
然而，对闭伟宝来说，十几年打工下来，除了建房子和供三个孩子上学，就再也没攒下什么钱。直到现在，全家五口人打工，却只能租住在高架桥边每月300元的出租屋内。
事实也正如此，这十多年来，中国的打工者们分享到的经济发展成果极其有限，和城市其他群体的工资增长相比，他们的收入甚至是不停萎缩的。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在2004年8月曾发布《关于民工短缺的调查报告》称：珠三角地区12年来月工资只提高了68元，珠三角地区的外来工月工资大多数在600元左右。直到2006年，全国农民工的平均工资才达到1226元。
闭伟宝的工资变化基本和这一平均值吻合，工资增长的速度甚至跟不上猪肉的涨幅。
对农民工问题有深入研究的学者刘开明解释了这一现象。1998年金融危机、特别是3年后，中国的外贸大幅度增加，但竞争加剧，人力成本反而被压缩，工资总体没有上升。到了2008年，中国的人均GDP已达到3267美元，但全国最低工资平均只有100美元／月，而约有一半农民工的正常工资低于这一工资标准。
当2008年金融危机来临时，像闭伟宝这样的农民工最先受到冲击，至少有2000万人被裁员返乡。
2008年的一天，闭伟宝正在上班，年轻的领班告诉他：“你以后不用来了，下午到人事部去结账。”回忆起当初的场景，闭伟宝一口干掉了杯中的酒。他感叹，这个呆了18年的工厂，“说不要就不要了”。他也不敢抗争，怕一吵连补偿金都没了。
最终，工厂给了他2.7万的补偿金。
2008年失业后，闭伟宝天天睡不好，担心“没工作，儿子阿星还在监狱，怎么寄钱让他过好点呢”。打了半辈子工的闭伟宝没有养老金，大多数中国打工者和他一样。
闭伟宝后来决定到汕头去打工，那里的工厂多数每天要工作12小时，半个月白班半个月夜班，且没有节假日。这是他儿子阿星痛恨的打工环境，但闭伟宝义无反顾地去了。但身体却受不了高强度的劳动，手痛、腰痛、血压上升、骨质增生等问题接踵而至。多年的打工生涯，似乎耗尽了他的精力。
2009年后，闭伟宝返回老家广西温江村。他想靠养猪谋生，结果劳苦半年，亏了一千多元。这时他才明白了，他已当不了农民，也难以在温江村这样偏僻贫困的山村继续生活下去。而城市，也已没有他的容身之所……
温江村的贫困户，他和两个年轻的儿子都是一字不识的文盲。在温江村，在天等县，大量的打工者只是小学学历，也不乏文盲。 （南方周末记者 王轶庶/翁洹/图）
最怕“生病”和“以后你不用来了”
闭伟宝的感觉是：“这几年工资只涨了一点点，物价却像疯了一样。日子越来越难过。”
阿海计划着攒点钱，不管为了养老，还是为了孩子。但他和父亲的感觉是一样的，辛劳一年，很难攒下什么。
在公明街道，有着五光十色的酒吧、夜总会和大商场，但这不是他们去的地方。二十多岁的阿海喜欢穿山寨的李宁和耐克，他认为这样显得“时尚有活力”。
阿海自认为是个勤勉的人。曾经在2002年跟着哥哥阿星在汕头打工，那时他16岁，每天要工作12小时，每月1000元的工资，管5部机器，身体瘦得像根竹竿。那时候他以为“只要每天给我睡8个小时，两个星期就可以长得健康红润”。
而他的姐姐阿美，比他更勤勉。但自从1998年来到深圳后，每月的工资至今也未超过2000元。
他们曾经都是留守儿童，对深圳充满向往，在初中尚未毕业就出来做童工，冒用成年人的身份证混进工厂。父亲闭伟宝被辞退后，母亲也将近50岁了，也在新兴橡根厂打工。只等着某日，工厂像辞退闭伟宝那样告诉她――“以后你不用来了”。
从小就在贫困中长大，在阿海的记忆中，父母常常连过年都不回去，宁愿把路费省下来“补给家用”。对他们来说，“回家是奢侈的”。
这是大多数打工者过日子的逻辑。在对上映乡留守儿童的调查中，一两年没有回乡的家长比比皆是。
但即使再节省，他们仍然感到钱不够用。阿海粗略算了一下，一家七口人如果生活在一起，可以节省生活成本，吃住加起来也得每月1500元左右，抚养孩子每月也得花销一千多元，夫妻俩每月工资不到三千元，月月见光。
闭伟宝的感觉是：“这几年工资只涨了一点点，物价却像疯了一样。日子越来越难过。”
他的抱怨和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吻合，10年间，物价上涨了25.37％。2000年，100元能买到100斤好大米；2010年，100元只能买到四十多斤普通大米。
他们的生活因此变得愈发脆弱。
2010年底，闭伟宝一家遭遇了最怕的事情――疾病。
那天，闭伟宝贪便宜在街边买了捆便宜青菜，结果全家吃了拉肚子。阿海不满一周岁的孩子，腹泻住院花去将近两千元，其他家人亦只能请病假。结果，全家生病两周，把七口人几千元的积蓄全花完了。
有时候阿海也不断怀疑，“过得这么苦到底为什么？”
阿海需要给生活的艰难寻找理由，同乡刘加也如此。刘加在新兴橡筋（胶）厂打工十余年，一身是病却时时担心着被辞退。他无法左右命运，就靠每天买2元彩票给自己增加希望。他一天天把彩票号记在一块小黑板上，满黑板是红红绿绿的数字，在他简陋昏暗的出租屋里，这是最明亮的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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