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劫杀人与2亿农民工的悲剧人生 进黑社会找尊严

　　从农村跟着打工的父母来城市的乡村少年。他们很少会有人再回农村，但也无法真正融入城市。 （南方周末记者 王轶庶/翁洹/图）

　　南方周末：您对南方周末调查的广西“砍手党”山村的农民工犯罪情况如何看？

　　靳高风：“砍手党”山村的外出务工农民，其低学历和低技能，与犯罪行为没有直接关系，但是这两种因素往往导致农民工低薪、找工困难，所以只能从事那些环境恶劣、工资低、待遇低的工作。加上一些工厂为了赚钱，不顾工人死活，往往会把新生代农民工逼上犯罪的道路。

　　新生代农民工在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和对生活的追求已完全不同于上一代。他们有时会为了追求新的生活方式，铤而走险。如果周围有违法犯罪的人员或犯罪组织的拉拢，会选择去犯罪；如果周围熟人中没有违法犯罪者，行为人有足够的胆量和野心，也可能会选择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来达到自己的目标或目的。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何在温江村人的老乡聚集区深圳公明，他们容易一起犯罪。

　　南方周末：在调查中发现，以宗族、地缘为纽带的农民工犯罪团伙特别普遍，如广西温江村一带的“上映帮”、广东“海陆丰帮”，还有“四川帮”、“湖南帮”、福建“平潭帮”等。北京市公安局研究人员任九光曾作过统计，中国的所有刑事犯罪中地域性犯罪占30%－40％。为什么会形成这种情况？

　　靳高风：农民工以地缘、乡缘、血缘相结合实施犯罪，或者某类犯罪、某个一定区域的犯罪以老乡为主，这也是一种普遍的规律。

　　这种现象与农民工的工作以地缘、乡缘、血缘分布的规律是一样的。一方面，这是陌生社会形成新生活方式的一种主要形式，另一方面他们之间由于地缘、乡缘、血缘的传帮带，以及共同的生活背景和共同的信任感，容易形成共同的群体、组织和圈子。这样就不难解释各种“帮”的问题了，从全球化的视野来看，和西欧和美国的“亚洲帮”、“华人帮”、“非洲帮”等没有什么区别了。

　　南方周末：在对农民工犯罪的调查中发现，抢劫这样的犯罪行为，很少会受到同乡与村人的舆论谴责。如何理解这一心理呢？

　　靳高风：这和犯罪群体的亚文化影响农民工的日常道德判断有关，也和这个社会的文化目标变异有关。当前社会的文化目标无外乎金钱、地位和荣誉，这已成为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的社会标准。这种社会文化直接影响着犯罪问题，因为有了金钱和地位就会被尊重、被另眼相看。

　　还有一个问题是农民工到了城市后，“熟人社会”的道德规范被打破，乡村的某些“熟人”都是一个样了（如广西温江村很多人都从事某种犯罪），所以也没有什么丢人不丢人的了，而在农村的“乡土社会”中，道德和舆论的压力仍会起作用。所以，他们在城市犯罪，回到农村却可能像个老实人。

　　南方周末：在狱中采访“上映帮”的几名教父级人物时我们发现，他们对本地人、有钱人恨之入骨，但对老乡讲义气，甚至乐善好施。是什么造成了他们的这种观念？

　　靳高风：贫富差距、地位差距造成的“不公”感的确存在。但是我认为，城市人对进城农村人的歧视是造成犯罪的一个主要因素。他们在城里没有尊严和地位，是城里的“下等外来公民”，干着最累最脏的活，受的是白眼和鄙视。一旦他们有了钱和地位之后，虽然法律身份没有变，但是别人的眼光变了，他们就有了尊严和地位，不管这个身份和地位是不是通过犯罪手段得来的。

　　南方周末：在广西天等县，即使有的乡镇比上映乡贫困，但外出犯罪率却要比它低得多，我进行比较调查后发现，最重要的原因是那些乡镇的基础教育做得更好一些。

　　靳高风：这是很好的比较样本。发展教育是预防犯罪的基本路径之一，无论是基础教育还是技能培训，都会增加良好的就业机会。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农民工一般就不会犯罪。当前农村下一代教育问题值得社会关注，一方面新一代农民工外出打工了，孩子交给老人带，教育滞后，另一方面由于大学生就业的困难，读书无用论在农村重新泛起。这样下去的话，新生代农民工该走向何方，值得政府和社会思考（还有一个我焦虑的问题是当前农村赌博之风盛行对农村孩子的影响，这是农民富裕之后的一个结果）。因此，农村富裕起来之后，引导农村新文化、新教育的形成是我们政府当前迫切的任务，这关系到我们未来10年下一代农民工的前途和城镇化的前景。

　　南方周末：农民工犯罪在未来十年可能会对中国的城市化产生怎样的影响，该如何化解？

　　靳高风：当前我们正在大力推进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从犯罪的角度看，在城镇化的战略中，需要考虑两类人群的就业、市民化和文化冲突问题，一类是被城镇化地区的居民，这类地区一般在城乡接合部或大城市的周边地区，要实现他们角色、职业和管理的城镇化。2009年北京市大兴区发生的几起杀人案件和一些被城镇化村民的异化的生活状态和心理状态就是例子。

　　另一类就是进城务工的人员，应帮助他们解决就业机会、市民待遇、社会保障、后代教育。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彻底解决，城市就会处于无序和混乱状态。这些问题的解决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是政府在城镇化过程中必须把犯罪预防问题放到战略位置。而我发现在当前的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除非出了大问题，一般很少有政府和官员注意这个问题。

　　南方周末：我在深圳的一些同乡村调查中发现，不少外地民工虽然在城中村住了十几年，但他们与本地人之间仍是陌生人，相互隔阂甚至仇视。外地民工如何才能融入城市？

　　靳高风：从大的方面来说，是城乡二元制的恶果。这种社会排斥系统还会存在一段时期，要彻底打破这个系统，就要让大家平等，只要有稳定的工作或居所就可以市民化，就可能成为城里人，并享受同等待遇。我们政府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正在解决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只有这个问题解决了，这种排斥、歧视的社会心理和社会文化才会逐步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