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
197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历史已经进入了新的轨道。
这年的7月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正式施行。10月4日，中国第一家信托机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宣告成立。国家经济正逐渐展露新容。
但是对于1979年的领导人来说，向前展望还来不及展开。刚合上了历史的前一页，人们期待有所总结。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便提到：“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总结一下，这对统一全党的认识，是需要的。”
1979年9月30日，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论述建国三十年来的成就和失误。
这正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诞生的背景。
当《决议》开始启动后，邓小平说 ：“这个决议，过去也有同志提出，是不是不急于搞？不行，都在等。从国内来说，党内党外都在等，你不拿出一个东西来，重大的问题就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国际上也在等。人们看中国，怀疑我们安定团结的局面，其中也包括这个文件拿得出来拿不出来，早拿出来晚拿出来。所以，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
而在此前的当年3月，党的“理论务虚会”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已经为执政党总结历史经验确定了政治原则。
参与了此次会议的著名法学家郭道晖回忆称，邓小平在决议起草过程中一连有九次讲话，并一再指示：历史决议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
如何评价毛泽东及其晚年所犯的错误，是《决议》面临的最大难题。邓力群的回忆录中提到，这个问题在征求意见时，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王若水的说法，他主张不要写毛泽东思想了，只写毛泽东的思想，这样就可以既包括他正确的思想，也包括他错误的思想。
“后来，好不容易想到了应该把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和毛泽东思想区别开来的方法。毛泽东思想是正确的，而他晚年犯了错误，这个错误不但违反了马列主义，而且也违反了他自己的一贯思想---毛泽东思想。”
这一提法使问题迎刃而解。但由于《决议》的时间跨度和政治重要性，各方始终争论不止。
10月 12日，在整个《决议》稿出来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组织《决议》（草稿）讨论的通知，要求15日前发到各省、市、自治区讨论。史称“四千人大讨论”，实际上参加的人数超过5600人。
大讨论后，《决议》再经修改。此后，陈云对《决议》的起草提供了富有影响的意见。他看了草稿后提出，论述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时，应该在解放前花更大篇幅：只讲解放以后的毛泽东哪些正确、哪些错误，这怎么能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呢？
1981年6月27日，历经多次修改的《决议》递交十一届六中全会，经过讨论一致通过。至此，邓小平所说的“总结经验教训”正式完成。
谢春涛：中共“为什么犯过严重错误还能得到人民支持？”
随便打开邓选三卷，不出几页，就能看到邓小平谈历史的内容，而且谈的基本都是过去犯错误的历史。他的很多重要论断都是在这个过程中谈出来的
为什么犯过严重错误还能得到人民支持？
为什么没有像苏东共产党那样丧失执政地位？
这两个问题，是最近一本中共党史著作的两个章节的题目。如此尺度，引起读者惊呼：连“为什么犯过严重错误还能得到人民支持”这样的标题都敢写，“严重”这词简直太“严重”了⋯⋯
该书名为《历史的轨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自从今年3月上市后，销量接近20万，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之后最火爆的党史书籍，许多基层党组织选定该书作为今年的必读书目。中共中央宣传部已经计划在“七一”之前发行此书的增订本。
除了以上两个问题外，书中还提出了另外十一个问题，比如为什么能实现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的结合？为什么能把中国发展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这些都可以总结为中国共产党不断总结经验纠正错误的结果。”该书主编，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副主任谢春涛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外在压力和人民性促使纠错
《瞭望东方周刊》：中国共产党能够不断纠正错误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谢春涛：首先是我们党重视总结经验，也善于总结经验。在这方面，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有很经典的论述。
毛泽东说，他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在延安时期，他就是通过总结自己和别人两方面的经验，出了一个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说，没有“文革”以来错误的总结，就没有改革开放的政策。邓选三卷在这方面表现得特别明显。随便打开邓选三卷，不出几页，就能看到邓小平谈历史的内容，而且谈的基本都是过去犯错误的历史。他的很多重要论断都是在这个过程中谈出来的，比如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不是社会主义，没有民主法治也不是社会主义，大都是否定的论断，实际上都是对过去的错误的总结。
这和邓小平的特殊经历有关系。他在“文革”中两次被打倒，对“错误”的理解比任何人都深。开始是总结错误的经验，后来是总结成功的经验，某种程度上讲，邓小平理论就是这么总结出来的。
江泽民1998年给中央党史研究室的一封信中讲，党的历史是蕴含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活生生的教科书。什么意思？就是说党的理论都是从历史中总结提炼出来的。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科学发展观都是这样。
《瞭望东方周刊》：共产党重视并善于总结经验的原因是什么？
谢春涛：首先，在民主革命时期有外在压力，不重视就会灭亡。“文革”后期也是碰得头破血流，经济到了崩溃边缘。所以，往往总结经验，是因为有压力，不得不重视。另一个内在原因，就是党的人民性，党对国家民族负责的态度。
“文革”后，邓小平这一代领导人不回避错误。从“文革”开始总结经验教训，直到1981年总结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可以说，当年谈论错误的氛围宽松，当时看来谈论错误不是需要回避的话题，中央的总结是很深刻的，和后来走上新路直接有关系。
好动机未必有好结果
《瞭望东方周刊》：你在书里“为什么犯过严重错误还能得到人民支持”这一问题中，首先回答的原因是，动机和效果的背离。也就是说，过去有很多错误是方法的问题。
谢春涛：当年的大跃进有一条原因谁都不会否认，就是领导人太急了。为什么急？领导人站在国家民族的角度考虑，当年面临美国和苏联的压力。毛泽东提出来，不迅速改变落后的面貌，就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
毛泽东的错，错在以为可以用革命年代的方法发展经济。毛泽东在延安跟黄炎培讲，共产党要摆脱周期律，就要靠群众来监督政府。后来他搞大民主，大鸣大放、大字报，这是不是民主？今天可以质疑，这种急切的大民主必然带来社会的大混乱。
《瞭望东方周刊》：关键还是，当时的制度不能保证领导人做出正确的决策。
谢春涛：邓小平有句话说，制度更有决定性意义，制度好，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好人也会犯错误。民主必须制度化、法律化，不以领导人个人意志转移为转移。今天我们强调决策科学化，也就是实事求是，决策要符合客观规律。
毛泽东自己犯错误，他肯定不认为自己违背了客观规律，追根求源，就在当年的制度、体制。毛泽东个人威望到了顶峰，但个人专断体制最终也伤了他自己。
今天，出腐败问题的干部，也是自己走向了自己的反面。这些人常常有辉煌的过去，不然就到不了这个位置。
用制度约束干部动机
《瞭望东方周刊》：但是今天常常不是动机和效果的问题，有些干部动机本身就有问题。
谢春涛：对。今天有些干部表面上冠冕堂皇，骨子里头就是为了升官和私利，而私利是没有止境的。
《瞭望东方周刊》：所以如果说当年是要对方法矫正，今天要矫正的也包括了动机？
谢春涛：动机不好把握。一个人出问题之前，不好说他的动机就是坏的。对于党和国家来说，更没法衡量其动机，所以只能用体制和制度约束，不管动机如何，必须在既定范围和规则内行事。
西方从性恶论出发，就要制约你。共产党不把人都想成是恶的，但是也不能保证所有的党员的动机都能一直符合共产主义价值观，因此也得有办法限制权力。所以，制度的问题，制约的问题，越来越重要。
《瞭望东方周刊》：能不能认为，因为动机问题是更为根本性的问题，纠正动机比纠正方法更难？
谢春涛：在这个问题上，我是乐观的。因为在制度上我们比过去有进步，虽然还不能说健全。制约专断的因素比过去多多了，比如通过正常的体制，人大、政协监督，每年的两会，还有新闻媒体，这方面作用很大。老百姓素质在提高，权利意识在增强，所以专断不像过去那么容易。
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
SinoCa.COM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