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90年，不论形势多么危急，不论斗争多么残酷，中国共产党一次次拨乱反正，转危为安;并且在考验中更加成熟，在挫折中寻找智慧。究其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有自己的“抗体”。
李君如：中国共产党有自己的“抗体”
1941年6月3日下午，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在召开县长联席会议。突然一声雷响，雷电击中了会场礼堂，礼堂里的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和礼堂边的一头驴被雷击而死。驴的主人随口便说：“老天瞎了眼，怎么不劈死毛泽东？”
农民随即被抓。毛泽东知道后，要求马上放人并调查。调查结果很快就出来了：因为当时延安物质极其匮乏，农民们承受了很重的负担，心中自然不满。
“这之后，毛泽东就在延安开展了大生产运动。”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减轻了人民负担，自己动手解决丰衣足食的问题，人民的不满也随之化解。
在李君如看来，这件往事，正是中国共产党90年历史的一个缩影：在考验中更加成熟，在挫折中寻找智慧。究其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有自己的“抗体”。
李君如把“抗体”的来源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中国共产党既有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又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一个为民主和科学而奋斗的政党；
中国共产党既立足于中国的基本国情，又能够顺应世界发展进步潮流，是一个具有世界眼光和战略思维的政党；
中国共产党既坚持党内民主，又坚持党的集中统一，是一个能够吸引和凝聚民族精英的政党；
中国共产党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是一个敢于斗争又善于应对各种困难和风险的政党；
中国共产党既能够为人民坚持真理，又能够为人民修正错误，是一个真正没有私利的政党；
中国共产党既重视学习，又善于学习，是一个能够在不停顿的学习中提升自己的素质和能力的政党。
“正是因为具备这几条因素，党才具备了对错误的免疫力。”李君如说。
度尽劫波，历久弥新。90年的党史确实证明，中国共产党面对错误有强大的纠正能力：
1927年，“八七会议”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
1935年，“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军事上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1942年，“延安整风”使全党从思想上结束了“左倾”错误；
1962年，“七千人大会”在很大程度上纠正了党的八大以来“左”的错误，并提出当时切实可行的“八字方针”；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文革”以来的混乱，开辟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的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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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不论形势多么危急，不论斗争多么残酷，中国共产党一次次拨乱反正，转危为安。一部党史，就是一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进而不断朝正确航向前行的历史。
在热播的影视作品《人间正道是沧桑》里，以瞿秋白等为原型的早期中共领导人瞿恩受到错误路线排挤，不能随红军长征，而留在即将被占领的苏区无异于送死。当警卫员和下级为他鸣不平时，瞿恩说，“要相信我们的党，我们的党就像大海，有自我调节和净化的能力。”
遵义转折：从“担架谈话”起步
一路上密切交谈的毛泽东、王稼祥和张闻天三人住在当地另一军阀易怀之的宅子里。而博古和李德，则被安排在城边的一所房子里，显然这不仅是地理上的“靠边站”了
1934年12月，湖南与贵州交界处。红军队伍绵延山路间。
毛泽东此时躺在担架上，一张巨大的油纸盖在他魁梧的身体上。两名健壮的战士双肩架起长长的担架。毛泽东陷入松软的网绳里，若有所思。
当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战略转移。大约一年后，到达甘肃南部的哈达铺，“长征”这个充满英雄主义色彩的浪漫词汇才被毛泽东创造出来。此时，大家还认为这次行军是撤退。
红军遇到了自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来最大的危机。
斯诺在他的传世名著《西行漫记》中这么描写当时的情况：1933年10月，南京发动了它的第五次，也是最大的一次反共战争，一年之后，红军终于被迫实行总撤退。当时几乎人人都认为完了，认为这是为红军送葬出殡。
斯诺还写道，蒋介石有一阵子真的相信了自己的吹牛---他已经“消灭了共产主义的威胁”。
危急时刻，人心思变。
担架上的序曲
休息了一会儿，精神稍好的毛泽东掀开油纸。这些天他已经形成了一个习惯，精神一来，就要找王稼祥聊天。
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身负重伤，此时仍然没有痊愈，所以也一直躺在担架上休息。两个人的担架经常同行，便有了频繁接触的机会。
这两人经历差异巨大。用21世纪的网络语言说，毛泽东是“土鳖”，王稼祥是“海龟”，而且是从苏联回来的“金牌海龟”。
国际派和本土派之争今天已为人熟知。两派的差异到底有多大，从一件小事可以看出。
张国焘到晚年还记得，关于到底是称同志好，还是称兄弟好，两人争执了半天。“秦邦宪（博古）总是‘同志同志’，满口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二十八宿’的味道，我则是‘润之兄’‘玉阶兄’，他忽然撇开话题质问我‘想不到你还喜欢称兄道弟？’他认为这是国民党军阀的习惯。”
此时，毛泽东早已被以王明为代表的国际派排除于领导核心之外多时，对此前的败局有心无力。他要改变处境，从身边的国际派王稼祥开始。
王稼祥虽然也是从苏联留学归来的，但是这段时间的挫折连连让他意识到，博古等人的领导有问题。这为他和毛泽东的进一步交谈打下了基础。
主导者显然是毛泽东。王稼祥比毛泽东年轻13岁，这年41岁的毛泽东已经过多年革命斗争，战斗经验丰富，对中国实际情况的了解更是鲜有能与其匹敌者。而王稼祥不过28岁，此前主要从事宣传和政治工作。
危急时刻，共识的达成并不难。交流不多时，王稼祥便在忧虑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想法，他认为这样下去不行，应该把李德等人“轰”下台。毛泽东与他一拍即合。
此后直到遵义会议召开，王稼祥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行军路上，他不断找其他领导人交换意见，并取得大家的支持。比如聂荣臻当时因为脚伤，同样坐在担架上，王稼祥在行军途中多次与其交谈并获得赞同。后来到达遵义后，共青团领导人凯丰曾多次找聂荣臻，希望争取其支持博古，但未如愿。
毛泽东交谈的另一个重要领导人是张闻天。
曾任《纽约时报》副总编辑的美国人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书中写道：洛甫（张闻天）几个月来一直在向毛泽东靠拢。他们夏天在云石山上的多次谈话已使洛甫相信毛是正确的。四月在广昌遭到失败后，洛甫就曾严厉地批评过博古。他说伤亡太大，对于红军来说，打步步为营的堡垒战是不明智的。他指出，照这样下去，红军不可能取得胜利。
李德不懂中文，他与人沟通要靠伍修权翻译。但是他意识到毛泽东在做什么，也意识到自己的地位岌岌可危。他晚年回忆道：他（毛泽东）不顾行军的纪律，一会儿呆在这个军团，一会儿呆在那个军团，目的无非是劝诱军团和师的指挥员和政委接受他的思想。他用这种办法把不稳定的因素带进了领导之中，使它逐渐分裂。
李德想要阻止这种趋势，可他已经失去了人们的信任。自从第五次反“围剿”的不断失利，红军中对其的不满便日益蔓延。
在军事指挥上，李德拥有绝对权力。毛泽东等人在担架上的谈话逐渐扩散，成为瓦解李德手中权力的序曲。
1935年新年前后，红军迅速跨过吴江，随后于1月7日占领黔北重镇遵义，将追兵甩在身后，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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