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的价值观给老百姓一个尺度
《瞭望方周刊》：除了制度建设，党对干部教育也一直非常重视。
谢春涛：中国共产党比哪个党都重视教育。教育的是干部，是党员，但通过这些教育，也给老百姓传递了党的价值观。这并不是让老百姓跟着你的教育标准做，更重要的是老百姓可以用你的教育观来约束党员。这个作用比党内教化的作用还大。
党给老百姓一个尺度，老百姓拿这个尺度衡量干部。有的老百姓上访用的就是共产党自己设定的标准。现在很多老百姓在网上发言，对事情是非曲直的判断，还是依照共产党的这套价值观，虽然可能他们自己都没意识到。
《瞭望东方周刊》：比如郑州市城市规划局副局长质问记者“你是替党说话还是替人民说话”就遭到了网民的大批判？
谢春涛：是。老百姓明白共产党的道理，有的官员这么说，就把自己和老百姓对立起来，老百姓心目中对党的理解绝对不是这样的。
《瞭望东方周刊》：现在干部出问题的形势比较严峻，这会不会对党的价值观本身也造成伤害？
谢春涛：领导干部违背党的价值观，对党是很大的伤害。一方面通过价值观讲道德追求，弘扬执政为民的理念。另一方面，党也对自己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西方的政党没有这么大的压力，他们不说这么高，老百姓也不会拿这么高的标准去要求他们。
共产党要解放全人类，要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幸福。这个追求肯定是对的，教育党员也是对的，问题是要求很高，反过来拿这个衡量党，肯定有一些还达不到。
《瞭望东方周刊》：那是不是应该重新审视这套价值观？
谢春涛：先进性就是个很高的标准，一些人没做到就会有负面的评价。但是从长远讲，这是好的。老百姓可以通过这套标准表达自己的诉求，形成外在的监督制约。关键是，要维护这套价值观，还是得靠制度本身。
从党史的经验教训中汲取智慧
我们党从来是在纠正失误、总结经验教训中发展壮大的，也是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深化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建设社会主义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
文/张启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毛泽东说：“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周恩来称历史是“民族的记忆”，“一个民族如果忘记了历史，就会成为一个愚昧的民族。而一个愚昧的民族是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的。”
党史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是从历史研究中总结经验教训，总结历史规律。邓小平指出，研究党史的重点，是总结经验和教训；总结经验教训的重点，是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中国共产党迄今90年历史，像一座内涵丰厚的宝库，只要认真学习，一定能从中汲取无尽的营养和智慧。
我们党成长、成熟的过程，从一定意义讲，就是对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党的执政规律认识从朦胧走向清晰、从感性走向理性的过程。也是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某些时期对规律的认识不正确，导致对国情、形势的分析以及路线、政策的确定产生失误，给事业造成挫折和损失。
能否正确掌握上述规律，关系到我们党能否正确指导当前的社会实践，也关系到每个共产党员能否自觉而热情地投身于党的事业。而对规律的认识，很大一部分是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中得来的。
对于党史上的经验教训，究竟应该如何认识？
总结历史，不要着眼于个人功过
我们党在新中国建立之后的30年中所犯错误，有些人把账都算在毛泽东身上。这不符合实际，也无益于经验教训的总结。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杰出的历史人物本身是一定的社会时代的产物，离开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杰出人物的巨大成功和重大失误都不可能得到正确的说明。分析毛泽东同志的缺点和错误，也必须运用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
当然，毛泽东同志犯错误有他主观的因素，有他个人的责任。这主要是他在晚年过分地相信自己，日益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特别是脱离了党的集体领导，往往拒绝甚至压制别人的正确意见，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这就不能不发生许多失误。
但更重要的，是要分析犯错误的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整个来说，我们党当时对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和 全国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还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深入的科学研究。我们只能在实践中逐步摸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既然是摸索，就可能发生某些失误。例如阶级斗争扩大化，其失误原因，有理论准备不足而造成的失误，有受国际环境影响的因素，也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这些情况造成当时党和国家政治生活在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方面较差，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无应有的权威。这种情况，为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的滋长提供了条件。正如邓小平所说：“单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
还有一点是，过去的错误不是仅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问题。无产阶级的领袖不是一两个人，而是一个领导集体。在这个集体中，不应该把个人的作用绝对化。邓小平同志说过：“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这样说，是符合历史事实，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
邓小平曾针对一些同志不能正确看待新中国成立后这段历史的曲折及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不能给予正确评价的情况，指出，对毛泽东同志功过的评价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对他的错误一定要批评，但一定要实事求是，分析各种不同情况，因为这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而是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分不开的。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同志强调，总结历史，不要着眼于个人功过，而是要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失误的教训，经过总结，过去的成功和错误都变成了我们的经验，对于开辟我们事业的未来，是最可宝贵的财富。
把历史的错误与历史的前进联系起来
历史是复杂的。历史上极为单纯的时期，即白璧无瑕或漆黑一团的情况，在任何时代都是没有的。因此，我们应该用辩证的眼光看待历史。
面对历史的复杂性，第一，要看主流。例如，“文革”发生前的10年（1956-1966年），堪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复杂的时期之一，正确与错误、成功与失败错综交织。这正是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刚刚起步时艰辛探索的写照。评价这段历史时，邓小平认为：这十年，应当肯定，总的是好的，基本上是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的。这中间有过曲折，犯过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
第二，要看到失误是前进的先导。比如对“文革”，邓小平说：“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正是“文革”的教训告诉我们，不改革不行，不制定新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政策不行。能够这样把历史的错误与历史的前进联系起来，是邓小平辩证地看待历史的一个范例。
与此相关，邓小平在1982年9月十二大开幕词中回顾八大后这段历史时说：“正如七大以前，民主革命二十多年的曲折发展，教育全党掌握了我国民主革命的规律一样，八大以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二十多年的曲折发展也深刻地教育了全党。⋯⋯和八大的时候比较，现在我们党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深刻得多了，经验丰富得多了，贯彻执行我们的正确方针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大大加强了。”
这就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失误，一则，它是认识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二则，它是成功的先导。
党史工作的重要社会功能是资政育人
恩格斯多次讲过一句话：“要获取明确的理论认识，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的错误中学习”。我们党正是这样做的。
我们党从来是在纠正失误、总结经验教训中发展壮大的，也是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深化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建设社会主义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的理解，从而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上实现了一次又一次的飞跃。
党史工作的重要社会功能是资政育人，即从党的历史中总结经验和教训，为党今天的中心工作和未来的事业发展服务。这也是我们党的一个传统。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领导全党深刻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成为总结和运用党的历史经验，统一全党思想，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的典范。
在邓小平同志之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现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承和发展了党的这一优良传统，重视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并明确提出了党史工作资政育人的基本要求。
党史，是经历过90年艰苦奋斗的中国共产党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学习、研究和宣传好党的历史，对于加强党的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有重要意义。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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