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大的遗憾
1977年，年中的北京颇为忙碌。
根据党史二卷记载，当年7月，十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追认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
上一年10月6日，就在隔离审查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四人的当晚，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以决定粉碎“四人帮”后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会上一致通过由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但事后看，追认党的一号人物并不是这次会议最为重要的成果---邓小平在此时复出了。这是他第三次复出，中央恢复了“反击右倾翻案风”时他被撤销的党政军领导职务。
这时，距离毛泽东逝世、文化大革命结束，已经过去了11个月。历史的创造是破旧立新的过程。但这11个月的经过表明，破旧未必立新，也可能是以旧代旧。
这期间，除了逮捕“四人帮”之外，最为人熟知的，莫过于“两个凡是”的推出。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同时发表《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公开提出“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彻底批判，一度换来了中共高层的警醒和自觉。1956年中共八大党章修订中，没有提“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在审定时，还加了一句话：“在写文章做演讲时遇到需要提到毛泽东同志的时候，可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等字样”。
但随后历经十数年曲折，尤其是10年浩劫，个人崇拜的阴霾不但未扫除，反而变本加厉。
先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浪潮席卷神州，庐山会议虽尝试纠正“左”倾错误，但由于党内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滋长和少数人的推波助澜，矛头却迅速指向直言进谏的彭德怀等人。反“左”不成，却成了“反右倾”。
随后的三年困难，终于带来了七千人大会的反思。刘少奇直言某些地方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但这仍然不足以否定“三面红旗”。
十届三中全会闭幕不久，8月12日，十一大接踵而至。这次会议是“文革”后的首次全国党代会，重要程度不言而喻。
会上，华国锋代表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报告宣布，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并批判了“四人帮”宣扬的“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等谬论。与此同时，报告提出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力量，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然而，代表们发现，报告仍然肯定了“文化大革命”，认为“这种政治性质的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成果”，并称要继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
“两个凡是”还在推行，真正的转折便不会到来。
“这样做丢不了党籍，住不了牛棚”
批判“两个凡是”的号角早已开始。
在十一大召开前夕，陈云在《人民日报》发表《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一文。邓力群晚年回忆道，刚开始这篇文章送到中央宣传口去审查时，受到原人民日报一位副总编辑的质疑。这位副总编辑说，这个说法和华主席的说法不一致，那个说法又和华主席的说法有出入。当时，为了贯彻“两个凡是”，一切文章和宣传都要和华国锋的精神“对表”。
陈云得知此事后说，那好啊，既然每句话都要跟华国锋的话对比，跟华国锋讲过的一样才能发，那就不要写文章，也不要发消息了，天天登载华国锋的文章不就行了吗？如此，此文得以发表。
在十一大闭幕式，开“钢铁公司”的邓小平刚一复出，便在会上展开反击。邓小平致闭幕词时，要求发扬“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这是邓小平推动思想解放的纲领性思想和有力武器。
8月25日，十一大产生了新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除了主席华国锋外，副主席包括叶剑英、邓小平、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李先念等。
马立诚在颇有影响的《交锋》一书中特别评论此事：众所周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的组成至关重要。人们从这个名单上，看到了有利于邓小平和有利于中国进步的因素。德高望重的几位老帅副主席和军委绝大部分功勋卓著的老将军，是坚决反对“四人帮”、反对“文化大革命”，坚决支持邓小平的。
此时，叶剑英主持中共中央军委日常工作。邓小平兼任解放军总参谋长。受到林彪、“四人帮”残酷打击的罗瑞卿为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之后不久，又任命邓小平的老部下韦国清为总政治部主任，张震为总后勤部部长。
十一大的改变并不彻底，以至于人们日后只记住了十一届三中全会，而不提十一大。不过，十一大确实为此后的变革埋下了伏笔。
根据十一大通过的党章，各地开始选举产生新一届党委，大批在“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干部得以启用。有一人的复出在此后发挥了巨大作用，他就是胡耀邦。
1977年3月，复出的胡耀邦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主持党校的日常工作；同年12月，他被任命为中央组织部部长。在这两个工作岗位上，胡耀邦成为邓小平推动改革的得力干将。一方面，他助力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另一方面，在平反冤假错案的过程中，他发挥了无可取代的作用。
当对“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等重大错案进行复查时，中央专案领导小组当即反对：这都是毛主席定的，不能翻！这也是当时纠错工作的一个写照：混沌的局面中，两股洪流不断交锋。
1978年5月9日，一方突然爆发。当日，《光明日报》在头版刊登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随即引起轩然大波。《光明日报》发表文章当天，新华社发了通稿。第二天，《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全文转载。
马立诚认为，在与“两个凡是”的斗争中，解放军坚决支持这篇文章所表达的立场。这是实践标准获胜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这篇文章发表前一年，中央党校秋季学期开学时，叶剑英要求把研究“文革”以来的历史作为中共党史的主要内容，组织800多名来校学习的高中级干部集中讨论这段党史。而其中遇到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究竟以什么为标准来认识和判定历史是非。
8月19日，邓小平同文化部负责人谈话时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是驳不倒的，我是同意这篇文章的观点的。”在此前的7月21日，他特地找中央宣传部负责人谈话，就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指出：“不能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向后拉。”
以此文为出发，热烈的讨论如核弹引爆，冲击波迅速四散开来。《红旗》杂志约请谭震林写一篇回忆毛泽东领导井冈山斗争的文章，谭震林说：要我写文章，我就要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说明毛泽东思想是从实践中来，又经过革命实践检验科学真理。文章写成后，编辑部负责人心存担忧，谭震林说：文章的观点不能动，“这样做丢不了党籍，住不了牛棚”。
“你们敢不敢将我的发言一字不落地上简报？”
1978年12月18日到22日，中国历史的又一个拐点，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要认识三中全会，必须要提及此前的中央工作会议。
这次召开于1978年11月10日的会议，会议开始时，华国锋宣布会议议题，主要是讨论农业发展和1979年、1980年的国民经济计划等内容，似乎波澜不惊。
11月12日，陈云来到东北组会议现场，使得会议议程突然急转。他一来便问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和吉林省委第一书记王恩茂：“你们敢不敢将我的发言一字不落地上简报？”二人当即同意。
随即，陈云做了《坚持有错必究的方针》的发言。他接连提出为“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平反，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关于陶铸、彭德怀的结论等六个重大历史遗留问题。
陈云的发言是向左倾错误开的第一炮，一经简报刊登后，随即引发强烈反响。议题脱离了华国锋预想的轨道。
此前在英国访问的副总理王震，一回国便赶去参会。他在西北组的第一次发言便提出：中央要通过几项决议，解决好“文化大革命”的遗留问题，安排好一些老同志的晚年生活和工作。
会议重点此时已经转移到平反冤假错案上来。盖子一揭开，与会者畅所欲言。除了陈云提出的问题，从天安门事件、到“二月逆流”、“反击右倾翻案风”等，全都成为会场热议的焦点。
面对压力，华国锋选择退让。
11月25日，他在会上宣布了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对包括天安门事件、“二月逆流”、“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案件”、彭德怀、陶铸、杨尚昆予以平反，认可对康生、谢富治的批判，并允许地方对当地的重大事件予以处理。
与会者感到，这些还不够。有人提出，这次讲话对“反击右倾翻案风”没有给出说法。12月14日，华国锋在讲话的定稿本中增加了一条：实践证明，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
甚至有人提出，要对“文化大革命”重新研究，“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的评价不能服人。但中央对此说未予说法。
华国锋的“七三分”并非孤军一人。有人尝试通过十一大束缚如猛虎出笼的汹涌意见：“讨论真理标准，就是怀疑一切，是在引导人们去议论毛泽东的错误，不符合党的十一大的方针”。这种说法旋即被多数人的意见淹没。
会议开了超过1个月，甚至在闭幕式之后又讨论了两天。12月13日，会议闭幕式上，三个人发表了讲话。
华国锋就“两个凡是”做了自我批评，承认“这两句话考虑得不周全”，“不利于实事求是地落实党的政策”。
叶剑英提了三点意见：要有好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中央委员会要有好的领导班子”；要发扬民主、加强法制；要勤奋学习、解放思想。
邓小平的讲话一锤定音。他直言，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而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
这次中央全会，将长久以来压抑的意见大都释放。随后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已是水到渠成。
休息两天后，三中全会召开。复出1年的邓小平此时已经成为全会的核心，他在此前所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实际上成了全会的主题报告。而华国锋所代表的“两个凡是”成为被批判的对象，谁也不再提“文化大革命”还要多搞几次，“经济建设、改革开放”成为新的主题。
十一届三中全会，总共只花了5天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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