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钦差”是怎样炼成的
李德为什么能够取得红军的领导权？有不可考据的偶然，也有不可回避的荒唐。
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奥地利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加入德共，后进入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李德最为中国人熟知的形象来自一张他在中国的照片。照片中，他戴着一顶红军帽，浓眉下面是一副圆形眼镜，笑容灿烂。
他后来家喻户晓的身份，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但这个差一点葬送了红军的外国人，身份并非如此肯定。
李德在晚年的回忆录中称，他当时到中国的任务“粗略地说”是给中国共产党担任军事顾问。事实上，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当时就有人质疑李德的顾问身份。
伍修权在回忆录中写道，曾经有人说过，李德并不是共产国际派来的正式顾问，当时还有另一名正式顾问在上海，但是他没有来苏区，后来又调回了莫斯科，结果让李德当上了正式顾问。王稼祥同志也曾说过，李德实际上是由当时的共产国际的王明所派遣，来掌握我党军权的。
尽管到死都没有主动揭开谜底，但是对其真实身份，李德在回忆录中仍然留下了蛛丝马迹。他回忆刚到上海所感受到的白色恐怖时，首先便提到这样一件事：1930年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人员诺伦斯・鲁格被捕，他办公室里的许多文件也被查出，因为对当时腐化的中国法官进行了贿赂，才使他免受死刑。
诺伦斯・鲁格，中文名牛兰，他和他的夫人，是当时共产国际在远东负责人员、资金和信息流通的关键人物。他们被捕后，恰逢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他指认出了牛兰夫妇，国民党才知大鱼落网了。
共产国际立即展开营救，并将具体工作交由苏联红军总参谋部远东情报局的上海工作站。为了打通国民党的办案人员，苏军总参谋部立即选派两人各携带两万美元，分别走不同的路线前往上海，而且两人互相并不知情。
其中一人，便是李德。
任务完成得很顺利。之后，李德本应返回。但在上海，他遇到了“故人”博古。博古此时接替了前往莫斯科的王明，担任中共中央代理总书记。因顾顺章的叛变，原来处于上海的中共中央不得不转移到中央苏区。作为代理总书记，博古要承担苏区军事斗争的重要任务。
对于这个从未有过任何战斗指挥经验的年轻人来说，这几乎是个无解的难题。然而，“答案”却是自己找上门来。
在博古看来，李德如同上天送来的礼物---此时对共产国际言听计从的中国共产党，“外来和尚好念经”，更何况还是军事学院毕业的专业人士。
当年9月25日，国民党军大举进攻黎川，中央苏区和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拉开战幕。几乎与此同时，博古力捧的“洋钦差”李德来到了瑞金。
到了中央苏区，李德立即被推到至高无上的位置。前方所有的电报，都要送到李德住处，由其批阅，然后再送给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周恩来根据来电的重要程度，一般问题自己处理，重大问题则提交军委或政治局讨论。
伍修权回忆，加上李德自身为人专横，这使得其成了一个地道的“太上皇”。“李德的权力，不是他自己争来的，而是中共中央负责人拱手交给他的，造成失败的主要责任应该是中国同志本身。”
会场上的“反报告”
1935年1月15日，红军已在遵义休整了一个星期。这天晚饭后，中共二十位主要领导人齐聚在遵义旧城的一座二层小楼，酝酿已久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此召开。
这是一座私宅，原属当地军阀柏辉章。柏辉章后来被国民党政府委任为第102师师长。抗日战争期间，102师先后参加过淞沪会战、徐州会战、南昌保卫战、长沙会战等著名战役，伤亡惨重。
1949年国民党败逃期间，柏辉章回到遵义，后率部起义。后来这位新中国建国初期的统战对象，1952年在镇反中被处决。
红军行军极为迅速，一路下来，进驻某地时，一些国民党官员、大地主还没来得及逃走，因而获得大量补给。柏辉章离开了，留下了这座小楼。
红军进入遵义，柏宅就成为红军司令部。周恩来和邓颖超，朱德和康克清，刘伯承、彭德怀、刘少奇都在此住宿。
一路上密切交谈的毛泽东、王稼祥和张闻天三人住在当地另一军阀易怀之的宅子里。而博古和李德，则被安排在城边的一所房子里，显然这不仅是地理上的“靠边站”了。
柏宅建造未久，又加之中西并具的风格，在当地算是奢华的。会议在二层的一个不大的房间举行。头顶一盏煤油灯，众人围着一张长条旧桌坐下。因为领导人白天要处理各种事务，会议只能放在晚上。
曾担任张闻天秘书的国家问题和中共党史专家何方曾撰文说，毫无疑问，当时反对“左”倾中央和“左”倾军事路线的灵魂是毛泽东。但是他在中央势孤力单，掀不起一场有望解决问题的斗争，只能长时间保持沉默。所以张闻天、王稼祥从“左”倾中央分化出来极为重要。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仍然站不到最前面的位置上来，只能推举在中央位居第二的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代表正确路线方面作“反报告”。
接下来是毛泽东发言。他的发言很长，伍修权记得，讲了大约有一个多小时，“算是长篇大论了”。李德晚年回忆，毛泽东一反往日的习惯，作报告时手里拿着一份显然是经过详细拟定的讲稿。
毛泽东的发言直指军事指挥问题，毫不留情地点名批评博古和李德，说李德只知道纸上谈兵。毛泽东用前四次反“围剿”胜利反驳博古提出的敌强我弱的辩护，提出问题不是数量，而是战术，即“防守中的保守主义”、“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
李德看着一堆人接连发言---因为不懂中文，他确实只能看着这群批判他的人。另外，他能做的，就是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翻译伍修权此时对这个“洋钦差”的态度也跃然面上，由于会议时间很长，越到后来，他的翻译就越简略。
李德在晚年的回忆录中自称没有表态，而伍修权则说他为自己及王明在军事上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进行了辩护。不过直到去世，他都坚持认为自己并没有犯错，并对毛泽东充满愤怒。
但这已经无法影响事情的进展：随后的发言，几乎是一边倒向毛泽东和张闻天。唯一例外的是凯丰，这位年轻的领导人同样曾在莫斯科学习过。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书中写道，凯丰对毛泽东说：“你根本不懂马列主义。你只读过《孙子兵法》。”他承认他们确实犯了错误，但是不同意解除他们的职务。
会议持续了3天，每天都从7点左右开始，一直到子夜才结束。博古、凯丰的辩护没起作用。此前张闻天和毛泽东的发言已是人心所向。
会后，张闻天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基本延续了会议上他和毛泽东等人的发言内容。
新的领导集体随后产生。
“三人团”取消，军事指挥权交由朱德、周恩来，周恩来是下最后决心的负责人。毛泽东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
在不久后的几次会议中，毛泽东重新成为主要的军事指挥者。3月中旬，他与王稼祥、周恩来形成新的“三人团”，周恩来任团长。这是战时中共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
而在此前2月份的一次会议上，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习惯上称总书记）。张本人在随后几年的岁月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的民主作风使得党内的意见能够得到充分讨论，毛泽东曾多次称其为“明君”。
在党史正本上，其后的一切胜利，无疑都在遵义会议上打下了基础：“这次会议，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
“文革”后的纠错之路
邓小平在决议起草过程中一连有九次讲话，并一再指示：历史决议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
1977年9月9日，毛泽东“回到”了天安门广场。
这天是毛泽东逝世一周年纪念日，“毛主席纪念堂”落成典礼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从全国各地选派的16万名代表瞻仰了毛泽东的遗容。
广场南端，高33．6米，建筑面积超过2万平方米的毛主席纪念堂刚刚落成。方方正正的纪念堂坐南朝北，北望天安门城楼。纪念堂大门正上方匾额上刻着“毛主席纪念堂”六个金字，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华国锋亲笔题写的。
此刻，毛泽东的接班人华国锋，正以党的领袖的身份发表讲话。一同出现在现场的领导人还有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等人。
华国锋说：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抓纲治国，继续革命，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此前一个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刚刚举行。华国锋的此次讲话，是对十一大路线的概括。
一年前，华国锋和诸位老帅合力铲除了“四人帮”，众人眼看拨云见日。此时，广场上的人群各有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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