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建上楼”
因体制拖累而发展缓慢的这片土地，成为深圳市最后一块“处女地”
2007年，深圳市光明新区成立，范围涵盖原光明农场和原住民聚居的公明街道，光明新区管委会网站上醒目地提示，该区“土地存量丰富，拥有全市最大可连片开发区域，可建用地76平方公里，其中未建用地29.75平方公里。”而光明新区设立的任务之一，就是成为“城市新的增长极。”
此时深圳市关内外的土地已开发殆尽，因体制拖累而发展缓慢的这片土地，成为深圳市最后一块“处女地”，在土地资源严重匮乏的深圳，光明55平方公里的广袤国有土地吸引了众多渴求的目光。
短短几年间大批的土地被收回，去年，华星光电等一批大型的工业园区在原有农场的草地上拔地而起。
有50多年历史的光明华侨农场，曾经为深圳发展贡献牛奶和粮食，如今则要贡献出土地。在这场征地过程中，国有土地上的越南归侨们几乎没有发言权，随着新区建设速度的加快，侨民社区与政府在土地问题上的博弈日见激进。
据吴裕光回忆，他有次与政府官员感慨，归侨多年来开荒种地对深圳农业做出贡献，如今土地却要被收回。这位官员的回答让他印象深刻“没有土地，就没有光明新区”，在农场工作30年的吴裕光感叹“很现实。”
作为征地后的安置，光明新区近年抓紧推进“统建上楼”政策，这项政策将在几年内把散居在各个村落的8000归侨和子女们集中安置到光明新城兴建的一栋栋高层住宅之中。
今年4月的一个下午，光明典型的归侨统建上楼小区“富安花园”小区内，老人们聚在楼下打牌九，尽管已经从农舍搬到城市，但不少家庭还保留了在一楼空地和阳台上养鸡的习惯。
时而有二三十岁的青壮年开着自己的汽车出入，他们和大多数归侨子弟一样无所事事。
一位在富安花园居住的农场退休职工说，老一辈的归侨因为有原农场编制，一直会有来自政府的养老金，但年轻人什么都没有，“只能靠自己。”
离开土地
眼看着周边原住民社区因土地赔偿而愈加富裕，归侨们的焦虑和不满开始蓄积。
对农场职工而言，农场的衰败导致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他们的子女直接被推向社会。
邓世光少年时期就表现出的赚钱眼光最终没有帮他成为一个商人，他的成长伴随着国营农场的衰落，和多数归侨子弟一样，他没有进入农场体制的工作机会。
在遥远的海南，古秀萍父母所在的文华农场，也面临同样的困境。1992年，她在初中毕业后北上深圳打工。
在深圳，她遇到了归侨小伙子邓世光，共同的历史和遭遇让他们走到一起。
婚后的邓世光再也没法忍受工作4块钱一天的工资，1994年，他在父亲的资助下买了一辆摩托车，成为摩的司机。
当时他平均每天能赚七八十元，丰厚的收益让他成为最早一批使用BP机和“大哥大”的潮人之一。但这种游离于法律保护之外的职业并不能给他和家人带来安全感：1996年在宝安目睹一位同行在追逐中被警察当做飞车党开枪打爆轮胎的情景之后，27岁的邓决定放弃这个职业。
外界打拼一番无甚收获的邓世光只好回家种地，对众多农场长大的归侨而言，种地是他们最后的退路。但他随即发现，土地被大片地收回，种地也变得不可能了。
2004年，古秀萍夫妇耕种的土地被征收，每亩地补偿了1800元的青苗款。
同一年，与农场相邻的楼村土地被征收，每亩地最高达到17000元补偿款。
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补偿最大的不同就在这里，按照土地征收补偿相关法律，国有征收补偿是对地面上的附着物（庄稼）估价补偿，而集体土地则是按市价对土地进行补偿。
眼看着周边原住民社区因土地赔偿而愈加富裕，归侨们的焦虑和不满开始蓄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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