彷徨与融合
光明归侨并未给当地农民带来冲击：当时归侨们面对的是长满荆棘的55平方公里荒山野岭。
顶着白色尖顶的斗笠，挑着大大的竹筐，带着成群的孩子，数量庞大的越南归侨的到来，迅速改变了光明的人口结构，据光明侨联主席吴裕光回忆，当时光明的原住民只有2000人，而归侨一下子就来了4000多人。
1978年9月到1979年6月，834户、4300多名越南归侨，分6批抵达这里。
这个面积55平方公里的农场建于1958年，最初成立的目的，是接收因缅甸、印尼排华而归国的华人，并一度接收过上千名下放干部，曾经人烟稀少的农场因为4300多归侨的到来而渐渐热闹起来。
联合国难民署援助到光明农场的第一笔资金80万美元，在归侨到来前已经建好大批的平房，“每个人能分到6平方米的砖瓦房，这种房子在当时算最好的。”吴裕光回忆。
当时各地归侨农场都因为和当地人争夺土地发生过冲突，但光明归侨并未给当地农民带来冲击：当时归侨们面对的是长满荆棘的55平方公里荒山野岭。
相处和谐的另外一个原因，吴裕光认为是光明归侨的三个特点：勤劳，吃苦，听话。
从越南的集体公社转到国营农场，相似的生产生活方式并未让归侨们有太大的不适应，唯一的不同是开荒的艰难，57岁的归侨梁旋金记忆中，“最害怕那种橡草，一不留神就把皮肤割破。”他来农场不满一年就被打谷机打掉左手。“但终归是种地，和越南一样。”
今年4月中旬，归侨陈永福和中国的中老年归侨一样前往越南拜山祭祖，回来后大家都照例多了很多谈资。今年70岁的李福，依然怀念着自己在越南时的好友阿明。
“对越南是有感情的，几代人在那里生活过，但毕竟也不是家乡。”李福感慨。
新族群意识
出于对群体出路的焦虑，归侨们一次次在维权行动中强化了身份认同
与归侨们对越南故乡挥之不去的情结不同，80后90后这一代在国内出生的归侨子弟，已经和原住民子弟没有差异，互相通婚，讲本地话，对父辈们长途跋涉每年去越南拜山祭祖并无兴趣。
然而，出于对群体出路的焦虑，归侨们在一次次的维权行动中却强化了身份认同。
曾研究过越南归侨群体的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人口研究博士生孔结群在一篇学术论文中称，“现实利益是越南归侨维持难民共同体想象的一种重要驱动力，反之，这种想象也是对现实利益诉求的一种表达方式。置身于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经济中，竞争力较弱的越南归侨，日益边缘化。越南归侨维持对难民共同体的想象，折射出双重含义：一是这种想象提供了集体安全感，二是强调身份特殊性，是他们要求获取现实利益的策略，也是缩小与当地居民差距的愿望折射。”
30年过去，即使并无利益冲突，但这个相对封闭的群体仍然引来外界不一样的目光。在周边不少中老年原住民眼中，归侨们仍然是“越南人”，说起归侨，光明东周社区原住民黄洪鉴一开口就说“他们这些越南难民……”
归侨们近年频繁的维权举动也引起了一些人的反感。在归侨社区凤凰居委会工作的一名本地女孩对南都记者抱怨，“这些人不好好读书，也不好好干活做生意，一味等靠要，得不到就闹事。”
“我们现在是尽量想办法淡化归侨们的群体意识，让他们和其他族群更好地融合，让大家都认同自己是光明居民。”光明街道办一位副主任说，除了越南归侨，光明还有别的族群如原住民，印尼归侨，政府不希望群体意识引发族群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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