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33年前,这片位于深圳与东莞交界的山岭地带遍布荆棘人烟罕至,却因为一群国际“难民”的到来而改变。
越南归侨老住所旁的小朋友。 南都记者 陈以怀 摄
我们现在是尽量想办法淡化归侨们的群体意识,让他们和其他族群更好地融合,让大家都认同自己是光明居民。
――― 光明街道办某副主任
4月的深圳光明新区,一场大雨刚刚下完,从高处望去周边数十公里青翠欲滴。
33年前,这片位于深圳与东莞交界的山岭地带遍布荆棘人烟罕至,却因为一群国际“难民”的到来而改变。
1978年,中越交恶,大批的越南华裔被迫离开越南,其中22.4万进入中国境内,被安置在全国各地的43个国营农畜牧场,从此有了“归侨”的身份,4300多名越南归侨被安置在深圳光明农场。
“在越南被当做中国人,来中国被叫做越南仔。”42岁的归侨陈永福刚刚从越南拜山祭祖回来,还有人从越南买来V C D碟片在家里播放越南歌。
外人的印象中,这个群体沉默而低调,但在近年来争取权益的行动中,他们变得越来越引人注目。
从他们踏上光明土地那一刻起,这个群体的命运就与深圳联系在一起。30年后,改变在继续。由于不拥有土地所有权,归侨们将退出开荒耕种了30年的土地,为日益加速的城市化进程腾出空间。
这群人曾因为战争而失去土地,如今将再度失去。
沉默的归侨
由于长期的沉默,在很多人眼中,他们仍然是一个面目模糊的群体。
2010年4月11日,37岁的苏世财将一个点燃的汽油瓶扔向全副武装的执法人员,在一片惊呼声中,汽油瓶爆开,火焰四射,但马上被待命的消防人员扑灭。苏随后被制服并反铐双手,他的邻居吕绍艳被冲进房屋的执法人员按在地上,随后被抬出房子放置在地上,即将失去房子的她放声嚎哭,这时两台钩机已经逼近他们居住多年的房子。
这个情景刺激了封锁线外面的村民,这些有老有少的归侨们不停地冲撞全副武装的执法人墙,不断高喊放人,试图将被控制的苏和吕救出来。然而一切都是徒劳,僵持三小时后,苏世财等几户归侨约2000平方米的房子被夷为平地。
这是光明新区凤凰社区多次强拆冲突中比较激烈的一次,这些一直以来在公共事务中表现沉默的越南归侨群体,因为对失去土地的恐惧和前途的担忧,近年来表现得越来越积极,日益吸引外界的关注。
然而,由于长期的沉默,在很多人眼中,他们仍然是一个面目模糊的群体。
对于归侨,在中国中央政府的官网上,有以下定义:“归国华侨:是指回国定居的华侨,简称归侨,不论年龄大小和何时回国,都是归侨。来华定居的外籍华人,恢复中国国籍后,也称归侨。”
1958年,国营光明农场设立,1978年随着大批越南华侨的迁入,更名为光明华侨畜牧场(即光明农场),这里曾安置4300多名越南归侨,如今已繁衍至8165人。
“难民”的迁徙
1978年,随着中越关系恶化,成千上万的华人家庭扶老携幼,不断向中越边境集结。
“到现在还有人叫我越南妹。”38岁的古秀萍说起当地人原住民对她的称呼时莞尔一笑,她和同为越南归侨的丈夫邓世光居住在光明新区石介头村一处自建的旧房子里,2个孩子都在国内出生,一个上初中,一个上小学。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生的归侨子弟,已经和当地人子弟并无区别,古秀萍的儿子对父母口中越南的一切茫然不知也并无兴趣。而这段迁徙的历史对于古秀萍以及所有越南归侨来说,都是一件足以刻骨铭心的记忆。
1978年,随着中越关系恶化,成千上万的华人家庭扶老携幼,不断向中越边境集结,时年6岁的古秀萍在懵懂中跟着父辈们从越南广宁省下基县向北跨过北仑河,进入中国境内。
古秀萍后来的丈夫邓世光,1979年离开越南时也是6岁,和自己未来的妻子一样曾经也是祖居于下基县,却并不相识。
战争带来的不只是背井离乡的迁徙,还意味着不少家庭的支离破碎。数百年来华越族群之间通婚已成习惯,离开时大量的夫妻被拆散,但也有少数越南妻子隐藏国籍跟着丈夫迁往中国,仅在光明就有不少这样的家庭存在,越南妇女之间仍习惯于讲流利的越南话。
联合国难民署的数据显示,从1977年到1989年,有22.4万华人跨过边界抵达中国境内。国内6省(自治区)的41个华侨农(林)场,成为他们最主要的归宿。仅广东省就有23个华侨农场,土地总面积达1070平方公里,总人口约30万,其中的1/5是归侨子女。
据广东省侨务部门公布的数据,1980年起联合国难民署就在中国开始了持续的援助项目,为了让“越南难民”(国内称越南归侨)在经济和文化上融入当地社会,仅广东省内越南归侨安置点就累计投入2100多万美元,此外还有数百万美元投入在归侨聚居地的校舍教学楼更新上。直至2003年联合国难民署评估称归侨已经融入当地社会后援助才停止。
而中国方面提供了大片的农场土地作为安置归侨安身立命的基础,这种以“土地安置”为基础的社会融合安置,有别于国际通行的难民营集中安置,效果明显。2003年,这一安置措施获得了广泛的国际赞誉,被称为“人道主义安置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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