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改革擦肩而过
当时农场职工生活要好很多，习惯于体制内生活的职工，并未意识到土地对他们的意义。
对于越南归侨来说，穷困和封闭其实并非他们一直以来的标签，他们甚至也不缺乏改变命运的机会。
在光明农场的土地上耕作，但归侨们不是农民，他们有着曾令周边农民们羡慕的称呼“农场职工”，在改革开放之初关外的落后乡村，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农场有着诸多农民无法享受的福利。
1980年，光明农场将土地平均承包到个人，产出与工资直接挂钩，这个在全国各地兴起的土地承包制却遭到归侨们抵制，吴裕光回忆，一方面，在越南过惯了集体公社生活的归侨们对这种新的体制感到恐惧，“认为农场不要他们了”，另一方面，则是“种这么多地实在太辛苦”。这迫使农场领导宣布了一条“抛荒土地者将扣发补助”的规定。
事实上，归侨们脚下居住耕种多年的土地，他们并没有所有权。这些土地都属于国有，即使暂时仍由私人耕种的土地，也是个人向光明集团以及当地政府承租的，每月仍需上缴租金或农作物。在1991年颁布并经历两次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实施办法》中，涉及使用权和征地赔偿的各项条文都明确规定，收益的主体是企业而非职工。
但习惯于体制内生活的农场员工，当时似乎并未意识到土地对他们的意义。当时的光明农场职工，是周边农民们羡慕的职业，光明新区负责侨务工作的卜业寿回忆，“当时农场职工整体生活要比他们好很多，所以周边的公明，观澜好几个村都主动要求加入到农场中来。”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与农场相邻的原住民村落楼村，读小学的少年陈东华每天放学后就赤脚跑到稻茬地里踢球，当时他所在的原住民村落并不富裕，陈东华甚至买不起一双像样的球鞋。
此时，与陈年纪相仿的归侨邓世光也在上小学，不过他的兴趣不是足球，而是上山挖药材、下水抓塘鲺，拿到就近的市场出售，每次可以获得几十块钱。当时他的父亲从农场领取的工资只有150元。
衰败之象
在楼村开始大量出现私家车，归侨村落的小路上仍然只有少量的摩托车。
1992年，17岁的邓世光小学毕业后辍学，成为一名流水线上的打工仔，农场周边陆续出现的工厂，为他提供了工作机会。
这一时期，成立10年的深圳特区已经开始了经济腾飞，消费市场兴起，与光明农场相邻的楼村社区早已放弃了传统的水稻开始种荔枝，收入翻了几倍。上世纪90年代末，楼村人开始同时将大片的土地开发起来招商引资，土地收益让居民财富开始加速增长，在楼村开始大量出现私家车的时候，归侨村落的小路上仍然只有少量的摩托车在土路上扬起烟尘。
此时，归侨中的大多数，仍然被捆绑在计划经济色彩浓厚的土地上。农场的土地管辖权，仍然归属省一级行政部门，当周边的村民开始将土地出租给外来投资者获利时，农场广袤的土地上，仍然长满了供给奶牛场的草料。
这一时期，光明农场一步步走向衰落。广东省农业厅农村经济处于2007年发布的《关于华侨农场改革发展专题调研报告》中指出，全省华侨农场金融债务合计超过17亿元，其中光明华侨农场改制前的负债约2亿元。这份报告中提到，政府将整合金融机构豁免这些债务中的80%。
2002年，原来在稻茬地里赤脚踢球的少年陈东华已经成为楼村社区书记，这时楼村工业产值比1990年增加了900倍，他开始雄心勃勃地计划兴建一处投资近4000万的大型社区体育文化广场，目的在于让富裕起来的村民们“不再无所事事，有个健康的好身体。”
同一年，邓世光和古秀萍夫妇租种了农场的十几亩土地，还必须在其中的一小半种上橡草，农场提供种子和化肥，并且以低廉的价格收购，“基本上赚不到钱，但必须种，否则租不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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