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法官的反思：宣判不是一个休止符
2006年，此前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法专业的张丹丹被调入宁波市海曙区法院刑庭。初入刑庭的她自述，以前自己是学经济法的，突然让她面对刑事犯罪嫌疑人，自然十分抵触。那个时候她觉得，这些人就是
需要法律严惩的。
“是我儿子让我觉得，有时候关爱比惩罚对一个孩子来说更重要”， 张丹丹说，自己进入刑庭工作，恰恰她的儿子进入青春期。儿子强烈的青春反叛让她猝不及防，一度让她萌生念头：辞去法院工作，回家专心陪护孩子。“那个时候，我越看其他孩子的卷宗我越害怕，总觉得自己的儿子会跟这些小孩犯同样的错误。”
一次，张丹丹接手一个案子，一个孩子跟在别人背后去抢，什么没抢到，但成了抢劫共犯，被判刑。“这些处于青春期的孩子犯罪真是非常容易，偶发性极强。”她得出结论。
回家后，她就对儿子说：“你看看，今天你妈又接了个案子，这个孩子………”有时候，为了不刺激儿子，她故意装着不经意的样子，旁敲侧击。
有一天，看书的儿子说：“妈，你是不是有职业病了？怎么看谁都像罪犯。”儿子的这句话提醒了张丹丹，她觉得自己对待青春期的孩子，不能总以犯罪的心态去看。
从那以后，张丹丹开始为儿子学打篮球，接触他感兴趣的事，陪护孩子顺利度过青春期。
“宣判在我眼里并不是一个休止符。”张丹丹说，她调查，自己宣判的少年犯中的80%，犯罪原因有家庭因素。
今年4月，张丹丹又选了3个几乎从没来看孩子的外地家长，给他们打电话，请他们和她一起去看尚在服刑的孩子。
除了江西陈明明的父亲陈老大同意来以外，另外两个家长都明确拒绝。一个在贵州的家长说，自己不认识路，也不识字，不敢来。一个在陕西的家长说，自己在种玉米，没空来。
放下电话后，张丹丹在一张今年计划看望的少年犯名单上画上了一个红√和两个红×，情绪有些低落。
上陕西：两个母亲间的交流
陕西少年阿斌的父母拒绝了张丹丹的邀请。
4月18日那场见面会结束后，张丹丹就动了上陕西的念头，她认为，阿斌犯罪很可惜，第一天他来宁波就被同乡喊去抢劫，结果就出事了。同乡叫他去抢的原因，在阿斌的判决书上写得很清楚，他们认为他“胆子大”。
2010年的冬天，阿斌被宣判前，他的母亲王玲玲曾来过一次宁波。从未迈出过村子的她第一次坐火车就坐了48个小时，下了火车，双脚浮肿，面对这个陌生城市，一脸茫然，“这就是我孩子打工的城市吗？我的孩子在哪?”
走了无数错路的王玲玲，终于找到了关押儿子的看守所。由于尚处上诉阶段，面对高墙，这位农村妇女无法见到她的儿子阿斌。来之前，她把自己身上仅有的两百块钱缝进了给儿子买的棉衣之内，希望亲自将这件棉衣送给阿斌。但一听看守所的人说，棉衣只能由他们转交，这个母亲又纠结地将棉衣中的钱拆了出来。
这些是阿斌唯一一次跟母亲通完电话后才知道的。后来，阿斌不断地对张丹丹说，他能体谅妈妈，他想知道自己的父母现在还过得好吗？
张丹丹回家和丈夫简单商量后，决定上陕西看望阿斌父母，了解这个家庭的情况，劝说他们再度来浙江看望孩子，同时也满足阿斌的愿望。
上飞机前，张丹丹接到了一个熟识朋友的电话，对方听说她要上陕西时，很惊讶：“不会吧，你还真去！我以为你说说而已，你这个法官也管得太宽了吧？”张丹丹笑着回答：“能帮一个是一个，能做一点算一点吧。”
4月25日下午，换乘了各种交通工具的张丹丹终于来到了阿斌家，陕西关中一个叫棋盘村的地方。
张丹丹在阿斌父母对面坐着，三个人的交谈时不时出现冷场。阿斌的父亲不断地给张丹丹倒水，直到茶杯里的水满出来。
一旦提起阿斌的事，父亲常常双手抱头陷入静默。这个朴实、沉稳的陕西汉子始终搞不懂，出去打工的儿子为什么要去抢劫。
棋盘村的午后，极少有年轻人出没，和多数荒废掉的中国农村一样，安静得能听见麻雀叫。
那天，张丹丹像一个有着同龄孩子的家长，解答阿斌家遇到的种种困惑。
她陪王玲玲到集市上给阿斌挑选新衣。村子很小，商贩指着张丹丹问王玲玲，这是你家谁？张丹丹主动替王玲玲说，“我是她西安来的亲戚。”
离别的时候，张丹丹带走了王玲玲给阿斌买的新衣，并留下了800块钱：“我希望你能自己去看看孩子。”
王玲玲答应了她：“下个月，我就去看孩子，和他爸一起去。”
阿斌犯事前的最后一个晚上，他和一起准备出去打工的朋友住在家里。快睡觉的时候，王玲玲跑去对阿斌说：“你别走，就在家打工，家里楼上新修的那间房给你开饭店。”
那天晚上，阿斌很不耐烦地回了一句，“妈，你别管，我跟同乡出去不会出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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