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实刑很容易
判缓刑会产生大量的工作
记者：2006年你接的第一个少年犯案子，你就判了缓刑，当时怎么想的？
张丹丹：当时我就觉得，这个孩子没有主观恶意。我到小区走访，周围的人都说他很乖，对母亲也很好，我认为，他属于偶发犯罪，他为了兄弟义气去打架，然后拿了人家的手机。如果我不做调研，就给他判实刑，很容易毁掉这个孩子一辈子。
记者：我查了下资料，当年你还专门为这个孩子创新了一个缓刑听证制度，这个制度是怎么做的？
张丹丹：就像你说的，我不了解他，我希望听听对他了解的人说说对他这次犯罪的看法，所以，我请了他学校的老师、小区的干部、办案的民警，还有媒体记者一起旁听，给我的量刑提供帮助。我还想看一看，如果我判他缓刑，家庭和小区是否有条件去帮助他，挽救他。
记者：同一个案子，这个法官和那个法官判是不一样的。怎么会有这种差别？
张丹丹：我觉得一个是理念上的问题，不同的法官在理念上有异同，就是说你是想惩罚他还是想挽救他。第二个是一个责任心的问题，对我来说，给一个孩子判实刑很容易，如果要判缓刑的话，就会产生大量的前期工作，判了以后还要做大量回访。我要定期去回访，去帮助他改过。我觉得后者法官付出的心血要比前者多得多。
记者：你对这些孩子了解越多，会不会给你内心带来一种纠结？同情心会不会影响到你对法律的判断？
张丹丹：我想不会，这种调查能让我对每一个犯罪的孩子都有更深理解，能让我更接近事实真相，这个孩子犯罪是主观恶性大，还是偶发性犯罪？这在对他们量刑上是有区别的。我觉得，现在一些法官对少年犯的案子不做大量调查，拍脑袋就得出判孩子实刑还是判缓刑的结论，这样做太轻率，对孩子太不负责。
对于孩子的审判
更需要一种人文上的关怀
记者：现在你很关注这些少年犯罪背后的社会、家庭原因，那反过来看，这样做对受害人公平吗？你怎么去把握？
张丹丹：第一，我想我不能超越法律底线；第二，我希望孩子们要取得被害人的谅解。做了这么多年的法律工作，罪与非罪在我这里应该不是个问题。我觉得少年犯的审判工作可以让我的理性和感性比较好地结合，因为我觉得很多少年犯的审判，只要事实不出现问题，小孩子都承认，不需要法官有很多法律智慧，而更需要有一种人文关怀。
记者：你到刑庭后，大概判了多少个孩子缓刑？
张丹丹：接近83例，但是令我高兴的是，没有一个被判缓刑的孩子重新犯罪，这说明我这样做是成功的。
记者：也就是说5年中， 没有一个孩子重新犯罪？
张丹丹：是的。在国外，少年犯重新犯罪率是很高的，所以我觉得我的这种缓刑实验还是有效果的。
记者：有没有遇到过特别为难的事情，比如，你很想给他一个机会，但是法律不允许？
张丹丹：有的。虽然我在庭上宣判他有罪，但我脱掉法袍，作为一个母亲来讲，我看到跟我儿子同龄的人进监狱，心里很难过。
记者：有时候，你是否感觉你是一个人在战斗？
张丹丹：是，有时候会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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