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郎在哪没有定论
与热热闹闹的夜郎之争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除了1999年的一次研讨会，夜郎学术研究缓慢推进。有关夜郎古国的地理范围、民族构成、存在时间等问题始终没有定论。面对记者的采访，贵州省文联副主席何光渝说：“也许正因为这些实质问题未解决，才给现在的人们提供了无限商机，谁都可以称自己为夜郎。”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看，古夜郎到底在哪里？
“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耕田有邑聚”、“随畜迁徙毋长处”、“或土著或迁徙”、“夜郎者临江，江广数里，足以行船，沿江可出番禹城下”，这是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中有关夜郎的描述，也是目前发现的有关夜郎最早的文献记载。
中国民族史学会副会长、云南史学会原会长林超民撰文认为，《史记》所载“西南夷”的“西南”不是中国的西南，而是“巴蜀西南外蛮夷也”。作为南夷的夜郎，其方位不是在中国的南方，而是在巴（今重庆）的南方。《史记・西南夷列传》说，夜郎在滇（靡莫）之东。《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载：“有夜郎国，东（南）接交趾，西有滇国，北有邛都国。”自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平定南夷，在夜郎故地设置郡以后，夜郎国就纳入汉王朝的郡县体制，成为汉王朝的一部分。夜郎侯降服汉王朝以后，曾被汉王朝授印封为夜郎王。不久，被汉王朝诛杀。从此，夜郎就在历史上消逝了。而郡的统治范围基本上等于夜郎人的分布区域，约相当于今贵州西部和曲靖以东的云南东部地区。
但是，凭借仅有的不足千字的文献资料，很难给古夜郎的中心区域下定论。目前相关说法有10多种。贵州、云南、广西、湖南等省诸多县市都引经据典地提出了自己的依据。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白云翔告诉记者，古夜郎的范围大体在贵州西部和云南东部，时间上是公元前四五世纪，从战国时期到西汉。目前在很多地区发现了有关这个时期的文化遗存，如赫章可乐、中水、铜鼓山。但究竟哪里是夜郎，还不能下定论。从研究结果来看，一部分人认为以赫章可乐为代表的可能是夜郎文化遗存，一部分人认为云南东部、贵州西南部是夜郎文化地区。专家学者普遍认为，文献资料的研究已经很难深入下去，夜郎研究进一步深入的希望在考古。
至于古夜郎的主体民族，目前也存在仡佬族说、彝族说、布依族说、苗族说等多种说法。著名社会学家、原云南省民族研究所副所长方国渝曾提出，《华阳国志・南中志》载西汉王朝斩杀夜郎侯后，“夷濮阻城，咸怨诉竹王非血气所生，求立后嗣”。“濮”即布依族的“布”，即今布依族的先民。但也有学者提出，夜郎古国的范围与越人多有接触，其主体民族可能是仡佬族的先民。另外，彝族、苗族等民族也都在求证本民族与古夜郎的关系。
夜郎研究的未来在考古
目前，有关夜郎的考古发现主要集中在贵州。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贵州省相继发掘过一批相当于夜郎国时期的古代遗址与墓葬。熊宗仁也告诉记者：“贵州出土的国宝级汉代文物，最早和最多出土于黔西南，其中兴仁交乐汉墓群堪称贵州的骄傲。”贵州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梁太鹤认为，其中以赫章可乐遗址与墓群、威宁中水墓群及普安铜鼓山遗址最为重要。赫章可乐墓葬遗址还被评为2001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记者在黔西南州州府所在地兴义市见到了黔西南州文化局文物科原科长黄理中。他向记者展示了几张珍存的交乐6号汉墓出土的文物照片。其中一张照的就是贵州省出土的最大铜车马，是国宝级汉代文物。
3月1日，记者又从兴义市出发前往普安县的铜鼓山遗址。陪同记者前往的是多次为考古队担任向导的年逾古稀的普安县青山小学退休教师金以光。他告诉记者，“铜鼓山很早就发现青铜文物，但当地农民不懂，九毛三一斤卖给废品收购站，或重新回炉冶炼成挂在马脖子上的铃铛。”据普安县文化馆原馆长张进介绍，1977年，贵州省博物馆熊水富、万光云两人从废品收购站中发现铜钺等古兵器这一线索，辗转黔西南，追根溯源到普安县青山镇，遍访铜鼓山周边的村寨，终于找到将铜钺出售给青山供销社的常英昌。常英昌对他们说，“这是我在铜鼓山犁地时发现的，我儿子手头还有一件。”当见到常英昌儿子时，熊水富惊讶地发现，儿童手上的“玩具”竟然是两千多年后才重见天日的青铜器――一字格曲刃铜剑。至此铜鼓山遗址考古发掘拉开序幕。
记者在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辗转找到了当年的两份考古发掘报告，页面已经泛黄的一份是由程学忠撰写的3700字的《普安铜鼓山遗址首次试掘》，另一份是由贵州省博物馆刘恩元、熊水富两人1980年撰写的《普安铜鼓山遗址发掘报告》。刘、熊等人认为，“铜鼓山上限在春秋时期，下限在西汉元帝或成帝时期”，“是一处有铸造兵器、烧陶的新兴工业项目”的场所。经考古学界反复论证，公认普安铜鼓山遗址为“夜郎遗址”。
2002年，贵州省文物考古所梁太鹤、宋世坤、李飞等人再次对铜鼓山遗址进行发掘。金以光至今仍记得梁太鹤在当年6月的青山三级干部会议上说，贵州田野考古队在青山坝子先后发现11处重要夜郎遗址，占全省同类遗址一半多，说明青山地区是古夜郎先民聚居区，在夜郎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方面具有重要地位。
此后，由国家文物局主编的《2002年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报告中提到，“出土各类器物500件，陶器碎片万余片”，“说明过去在贵州兴义、赫章可乐出土的同类铜戈，应是夜郎民族自己生产制造的，为夜郎地区青铜文化的典型器物之一”，“我们初步推断铜鼓山遗址是一处铸造铜器（以兵器为主）的手工作坊遗址，遗址时代上限可早到战国或稍早，下限为西汉晚期。”但要凭借现有考古发现确认今黔西南自治州就是古夜郎国都所在地，还需要进一步考证。
基于现状，白云翔指出，夜郎研究的未来寄希望于贵州西部地区更大更深入的考古研究，看能不能找到说明是夜郎的东西。因此，考古学的基础性研究还要加强，特别是贵州西部地区和云南东部的全面考古调查和研究。这还需要长时期的探索。 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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