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夜郎，应从时空的角度加以综合把握。在时间上，西汉以后进入贵州的有些民族受到夜郎文化的影响；在空间上，夜郎也有历史变迁，魏晋南北朝后期，十万人迁入巴蜀，还有一部分向东迁徙到今云南境内。这些人的外迁，必然带着夜郎文化外播。竹文化、竹王庙等夜郎文化的典型分布在西南地区的多个地方，就是其结果。按照文化学的原理，迁入的民族在某些方面受到夜郎文化的影响，出现文化上相近相似的情况，这是很自然的现象；另外，夜郎民族不断外流、迁徙，与外界有交流活动，这使夜郎文化向外扩散、传播，这两者都是夜郎文化的“流”。
翁家烈告诉记者：“在行政区划方面，古今也有变化。后世曾在其他地方建立了夜郎县、夜郎郡等，这都是夜郎文化变迁的结果。在这些地方，夜郎文化是其中的一个因素，所以一些学者将其作为依据。但是，后世的夜郎县不能被称作‘夜郎国’，它与古夜郎国是不重合的，我们不能把历史混淆。所以，我们在研究中不能把夜郎的‘源’和‘流’混淆，也需要深入研究其内因和外因何在。”
今天，一些地方要重建“夜郎古国”，对夜郎加以产业化开发、利用，对这种现象，翁家烈认为，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不能混同。文化事业是社会公益性的，研究文化的历史等；而文化产业则不同。面对同样一个夜郎文化这样的文化资源，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的出发点是不同的，前者不会完全按照学术、文化历史的角度，只是营造名牌效应，这本来也无可厚非，但是不能脱离历史真相，不能混淆夜郎的时间、空间。学者研究目的是弘扬民族文化，夜郎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不能将其过度产业化，对其进行开发之后，取代或者混淆了文化事业，不能架空和割裂民族文化的发展。
文化产业化必须有依据。对文化资源，一种做法是保护、弘扬和创新民族文化，这是文化事业，以社会效益为主；而利用它发展旅游、搞品牌效应，这是文化产业，以经济效益为主，两者不能互相取代。
翁家烈说：“这些年，贵州地区也在不断召开有关夜郎的研讨会，这些研讨会中，有些对推动夜郎研究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其中有一些需要纠正的倾向，比如学术为文化产业服务等。我认为，有些关于夜郎的混淆就有这方面的原因。”
研究夜郎民族和文化，对今天发展民族文化事业、认识我国民族多元一体的状况意义深远。
翁家烈认为，通过研究夜郎，必须认真对待民族认同问题，在民族基础上的国家认同也非常重要。因此，对“民族”的概念、功能等都要注意和明确。坚持民族团结平等，也不能够否定一些文化现象的民族属性。比如，泼水节是始于傣族的，赶三月节产生于白族。不能乱用民族团结，剥夺这些民族的首创权。
对于夜郎，要从历史地理学、民族学、考古学等多角度、多学科进行研究。不能认为一个民族居住在一个地方，这个地方的所有文化都是这个民族的，必须用动态的观点来看待民族文化，对夜郎也要这样看待。（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本报记者：张春海）
跨文化的夜郎研究或为突破点――访贵州省社科院文化研究所研究员王鸿儒
对很多人来说，存在于两千年前的夜郎古国一直是个神秘王国，充满令人费解的待解之谜。贵州省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研究员王鸿儒是一位执著的“解谜人”。通过11年的研究，王鸿儒已经出版关于夜郎和夜郎文化的《夜郎之谜》、《纵横夜郎文化》、《夜郎史引》、《夜郎王国传奇》和《夜郎文化史》等6部论著。他认为，夜郎文化具有三大支柱，即以兄妹开亲为其核心内容的洪水神话，体现着夜郎人图腾崇拜及祖先崇拜等原始宗教观念的“竹王传说”，以及作为夜郎青铜时代典型器物的铜鼓为代表的铜鼓文化。夜郎文化以其独特的文化符号而区别于周边其他文化。
本报记者联系到王鸿儒时，他告诉记者，自己正患病住院，不久将出院继续工作。于是，按照双方约定，他在医院接受了本报记者关于夜郎文化的采访。
《中国社会科学报》：竹文化一直是夜郎文化的显著特征，也被认为是确定夜郎和夜郎后裔存在的重要特征之一，这一文化产生的背景和特征主要有哪些？
王鸿儒：夜郎的竹文化，主要是从竹崇拜引起的，与其有深刻关系。相传，夜郎王为“竹王”。在夜郎的后裔民族和世居民族中竹文化都很发达。竹文化表现在精神和物质这两个方面。在精神方面，主要体现在贵州当地的民歌、古歌、叙事歌、丧葬歌、神话传说等，都把竹子作为一种崇拜对象。西南地区很多民族都有这种现象，情况大同小异。比如，当地妇女求子时，会把竹子取到家中，或者围绕着竹子顶礼膜拜。因为他们的传说中，夜郎人生于竹。
在物质方面，当地有很多竹编、竹用具、竹器等。夜郎故地到处都有竹子，所以竹文化盛行，这种文化中表现了生殖崇拜、祖先崇拜等。竹文化是夜郎文化的一大特征。
《中国社会科学报》：对于夜郎古国和夜郎文化的研究，近年来有哪些新的进展？您主张从跨学科的角度去研究夜郎文化，能介绍一下吗？
王鸿儒：实际上，近年来贵州地区关于夜郎的考古工作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这也与贵州省的考古经费缺乏有关，所以这方面没有重要的发现。而史料方面，汉文文献记载寥寥，近年也缺少新的发现。我认为，过去的研究多集中在考古学、历史学等层面，而我进入这个领域之后，认为对夜郎的研究是跨文化的，必须是多学科的研究，比如，神话学、人类学、民俗学、民间文学、民族文学、宗教学等多学科结合起来综合研究。
在史料文献方面，学者过去主要依靠汉文献部分，而忽略了民间口头传播中保存了大量的夜郎文化基因，如民歌、古歌、丧葬歌以及民间故事传说等都包含着关于夜郎的内容。我们需要把这些夜郎文化的基因寻找、发掘出来进行研究，这些材料是研究两千多年前夜郎的宝贵材料。
另外，从民族学的角度看，过去民族学工作者 “分家”研究，比如做布依族研究的学者基本不去研究彝族，而彝族研究的学者也不关心侗族研究。而这些西南的少数民族都是夜郎主体民族的夷、濮、越等三大民族的后裔，在文化上也有相互交叉之处，因此，需要从比较文化的视野，采取多学科、跨文化的方法进行研究。我认为，如果夜郎研究将来取得突破的话，很可能会出现在这类研究中。
学术界开始将这种方法看做夜郎文化研究的新通道。过去的研究方法采用单学科的方式基本上已经走到头了，视野比较狭窄，又没有新的史料发现或者考古发现，学者们很容易处在一种自说自话的状态。我认为，必须改变研究方法，采取跨文化的方法。学者必须有比较开阔的视野、多学科的涵养和学识才能完成任务。我们希望青年学者中有一批人走上这条路，而且走得更好一些，探索出夜郎文化的新东西。
《中国社会科学报》：这种跨文化的研究，对于认识中华民族的文明现象，目前看来有哪些实例？
王鸿儒：彝族文献中包括了大量记载夜郎、夜郎历史的资料。比如《夜郎史传》，还有《益那悲歌》，经研究“益那”就是“夜郎”。对于这部分文献，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在抗战时期就进行研究，出版了《爨文丛刻》，将彝文献汉译公诸于世。经过研究，学者还指出，老彝文（又称“传统彝文”）和甲骨文同源异流，也是一种具有漫长历史的文字。彝文献弥补了汉文献的缺失，对解开夜郎历史之谜有所帮助，不排除夜郎故地存在的彝人中掌管宗教的毕摩记录了夜郎的状况。在研究中，将彝族文献和汉文献结合起来，同时参照考古发现，可能有新的发现。通过这个例子，我们可以得知，中华文明的起源不止一处，夜郎故地的文物和文化可能就是证明之一，值得深入研究。
将夜郎文化与日本文化对比，也发现了很多相通之处。比如，日本的和服与彝族的“贯头衣”很相似，日本的铜钟与彝族的铜鼓也是如此，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还需要我们进行深入研究。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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