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温斯基回来了:从世上最大的耻辱中活下来(组图)

　　当天晚些时候，她在市中心的家里排练了这个开头，几天后又在一大群朋友们面前说了一次，桌上有葡萄酒和奶酪。这段演讲她走路也练、出去办事也练、从阿姆斯特丹到奥斯陆的航班上也在练。正如她在Twitter上的玩笑：“如果你看到我走在纽约街头，嘴里喃喃自语，别担心……我是在练习TED演讲呢。”

　　TED主办方看了莱温斯基在福布斯的演讲后，邀请她在大会上发言，今年的主题是“真相与勇气”。TED的内容编辑凯莉·斯托泽尔(Kelly Stoetzel)说：“我觉得这个故事会很有趣，部分是由于这样可以让人们看到全方位的莫妮卡，而不仅仅是17年前那些报道中的那个人。”

　　这个主意已经酝酿了很多年。莱温斯基经常思考那件事如何让羞耻占据了她的整个人生;在念研究生的时候，她学习了有关身份创伤冲击的课程。

　　后来出了泰勒·克莱门蒂(Tyler Clementi)事件，这位拉特格斯的大一新生同一个男人的亲密行为被大学室友录像，之后他自杀身亡。那是2010年，莱温斯基的母亲对此异常激动，“她内心充满痛苦，”莱温斯基在演讲中说，“并且是以一种我不太理解的方式。”

　　最终，她还是明白了：对她的母亲来说，克莱门蒂就像是自己的女儿。“她仿佛又重新回到1998年，”莱温斯基抬起头来望着观众们，“她仿佛回到那个每晚坐在我床边的时候，回到那个我淋浴她都要把浴室门打开的时候。”

　　她停顿一下，语气变得充满情感。“她仿佛重回到那个父母都担心我会因为羞愧而死的时候。”

　　“人们很容易忘记，‘那女人’也有很多面，她也有灵魂，她也曾经坚强。”

　　她并不愿意谈很多关于过去的事，但她愿意谈创伤带给她的残存影响：去看电影时，每当银幕上出现戴着徽章的警察，她都会想起自己曾在五角大楼购物中心的露天餐饮场所遭遇联邦探员埋伏的经历，只得匆匆离开影院;为了平复创伤，她研究和阅读了许多相关材料。

　　“我得做很多事情来让自己痊愈，想办法振作起来，这样才能做到去年那些事，”她说，“任何经历过创伤的人都知道，这不是打个响指就能好起来的。它就像生命中萦绕的回声。但随着时间过去，这道回声也变得越来越温和。”

　　她说，她要讲的并不仅仅是自己的故事，她想用自己的故事来帮助其他人。她说，羞愧和耻辱已经成了我们文化中的某种“商品”——有些网站就靠着它来兴旺发达，有些工业在创造着耻辱，有些人专门靠着善后赚钱维生。

　　人们的恻隐之心去哪儿了?她在演讲中问。“我们需要的是一场文化革命，”她说。

　　按照莱温斯基女士的说法，如今我们常常在网络上见到各种羞辱事件，而她正是“第一位受害者”(Patient Zero)。她并不是第一例，但在重要程度上却是空前的。也就是说，一夜之间，她就从一个普通公民，变成了“遭到公开羞辱的对象”。

　　“这么说吧，哪怕她到饭馆去点一碗汤，第二天都会上新闻，”芭芭拉·沃尔特斯说。她表示，自己对莱温斯基的采访是电视史上收视率最高的片段之一。

　　她的故事完美地结合了政治与性。“简直就像读一本精彩的黄色小说，”沃尔特斯说，“只不过这是她的故事，是她母亲的故事，也是她的阿姨的故事。”

　　当时网络性爱视频还没出现，不过也快了：戴安娜王妃在健身房健身的照片被暗藏的摄像头拍到;帕梅拉·安德森(Pamela Anderson)与托米·李(Tommy Lee)的蜜月性爱录像从家中失窃，以盗版的形式被四处售卖传播。

　　“这是这种侵害性文化(invasive culture)首当其冲的武器，”弗兰德说，他目前正在创作一本关于90年代的书。

　　就是从那时开始，莱温斯基很快被媒体定位为“轻佻的小妞”.《华尔街时报》就是这么称呼她的。《华盛顿邮报》(The New York Post)给她起外号叫“小胖胡椒罐”。在《纽约时报》上，莫林·道德(Maureen Dowd)说她“愚蠢”、“掠食成性”。

　　还有一些女人——有些自称是女性主义者——也加入进来。“我的牙医说她有第三期牙龈炎，”艾丽卡·荣格(Erica Jong)说。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说她是“小蠢货”。

　　“这种性耻辱针对女人远胜于针对男人，”格劳丽亚·斯坦尼姆(Gloria Steinem)在给我的电子邮件中写道.她指出，在莱温斯基的事件中，她也成了“极右翼”的靶子。“我很感谢她有勇气重新回到公众视野之中，”斯坦尼姆写道。

　　假如莱温斯基的故事发生在今天，网络曝光肯定会更加严重，至少会是更加刺激。“他们肯定会挖出她的私人照片，”法律教授丹妮尔·希特伦(Danielle Citron)说，她还著有《网络空间里的仇恨犯罪》(Hate Crimes in Cyberspace)一书。但是，也同样会有人回击：会有更多人出来说话，会有更多不同的声音，twitter上甚至会有“#我支持莱温斯基”的标签。

　　“如果这件事发生在今天，我觉得不会有那么多人觉得她活该被扔到汽车底下去，”纽约大学专门研究网络文化的新闻学教授克雷·舍基(Clay Shirky)说。“最重要的改变并不是信息——关于科斯比(Cosby，指影星Bill Cosby强奸案——译注)，多年来也有可靠的媒体报道，正如克林顿的矢口否认非常可笑——但是人们的相应的反应能力已经发生了变化。”

　　因此，现在的莱温斯基可能是置身一个独一无二的处境来讲述她的故事。“我不知道……你们是如何应付网络欺凌，”沃尔特斯说。“但至少她反击了……我觉得现在应该给她机会。”

　　TED演讲的前一天，莱温斯基进行了一项仪式。她燃起一支蜡烛，在一张桌子上摆满水晶饰物，仔细盘算该戴哪条项链，然后叫了晚餐和茶。

　　她应该在晚上9点半上床，上午5点起床;哈佛大学研究员艾米·卡迪(Amy Cuddy)关于肢体语言的TED演讲有将近2500万人观看，翌日，她俩将会见面，一起摆出“高能量姿势”(power-pose)。

　　莱温斯基身边有个从洛杉矶赶过来陪她的朋友，卡迪过来拜访，祝她好运，两人之前从未私下见过面。

　　“如果一年前你告诉我我会做TED讲演，我肯定当时就觉得很可笑，”莱温斯基坐在地毯上说。

　　她望着那个朋友。

　　“一年前……”她声音哽咽。“啊，你也在，实在太艰难了，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实在挺不住了。”

　　“我很感激，”她说，“我现在又感激又惊喜。”

　　早先，我问莱温斯基，她希望通过TED这样的平台取得什么样的效果。她问我有没有看过大卫·福斯特·华莱士(David Foster Wallace)的书——《对丑陋人物的简访》(Brief Interviews With Hideous Men)。书中有一个章节是关于痛苦的，讲述了一个挺过虐待的女孩的故事。

　　那个年轻女人的经历非常可怕，莱温斯基说，但是经历了一切，她也更加了解自己，她明白自己可以挺过去。

　　“我觉得这就是我能做的贡献，”她说。“在其他人生命中最黑暗的时刻，他们或许会在某个时刻下意识地想起，有人曾遭受世上最大的耻辱，但是她活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