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样的视角 学者加藤嘉一:我在美国所发现的中国

　　七

　　2013年10月，我回北京期间，美国政府因财政问题正在陷入政府关门(shutdown)的危机。有一天，我跟一名中共官员交流，正好聊到美国政府关门一事。我是第一次听到“政府关门”的情况，表示奇特，对方则带着嘲讽的语气说：“对啊，我们本来要跟美国方面开会的，结果对方说因政府关门抽不出买机票的钱，我靠，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我善意地说中国方面要不要帮你们解决出行费用，对方坚决拒绝，我就没办法了。真是的，美国哪里是发达国家啊!”

　　回到美国之后，我跟曾担任过政府官员的一位哈佛教授分享那位中国官员的表态。教授严肃地回应道：“他表示失望是对的，美国的政府不应该那样轻易关门，要考虑我们在国际社会上的利益和信用。不过，从另外的角度说，我们的政府至少可以关门，有门关，比中国政府连门在哪里都搞不清要好一些。中美都应该相互学习彼此的优点。”

　　对于中美双方官员的看法，我不进行任何点评。我从来都认为，在人类共享普适的制度与价值观的前提下，政府的存在方式本身是没有好坏的，可以是多样的。至少在17世纪诞生的主权体系迄今为止依然盛行的时代，每一个国家应该从国情、历史、观念等角度寻找适合自己的政治体制、经济模式以及社会结构，而不要停留在“主义”上的固守与挣扎。人类社会早就进入“后主义”的时代了。

　　政府的治理模式是一回事，公民的生活方式又是一回事。如前所述，我从美国公民的政治态度与参与上得出“在美国，政治归生活”的初步结论。那么，对于中国人来说，政治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才是我真正关心的问题。

　　中国当前的体制与国情，使得大多数的中国人民来不及关心政治，也不敢参与政治，这一点与大多数美国公民截然不同。北京的出租车司机热爱翻阅报纸，讨论时事，但更多是情绪化、发泄式的;北大学子的一部分确实是积极讨论政治的，但也不敢把思维的乐趣转换成实际的行动去改变社会;企业家对政治的态度恐怕是最为复杂、微妙、无奈的，由于他们自身赚钱养活员工的基本需求，不敢轻易挑战体制的底线，某种意义上还要迎合。

　　经过近十年的观察，我个人认为，推动中国未来市场化、自由化、民主化的一个原动力来自企业界。对内外市场具有实际影响力，又对内外舆论具有象征影响力的企业家，有必要联合起来，与体制方面保持有距离的关怀。当然，企业家不过是领跑者，倘若没有追跑的行人，赛事是不完美的，甚至完成不了。

　　我上次回京期间，移动手段基本使用地铁与公交车，看着乘客们的表情和动作，有的聊天，有的看手机，有的吃东西，有的睡觉，有的带着情绪忍着，有的在上下车时发生争执……

　　中国不少人士呼吁自由民主，要实现真正的现代化，令人欣慰。然而，至少从看得见摸得着的公共场所观察(街头才是民主的后花园)，我得提出一个疑问：在转型中的中国正在形成“主流”的老百姓，尤其是生活在城市的公民候选人，真的有决心选择自己的未来，参与社会，创造市场，制定规则，而不盲目依附于“皇帝”了吗?

　　在这里，请允许我根据九年半在中国，再加上一年半在美国的经历，对中国人和美国人的社会生活状态勾勒出三个基本特征：中国人——累、忙、快，美国人——乐、闲、慢。同时，我也对于中国人和美国人的政治生活态度勾勒出三个基本的特征：中国——专政主义、实用主义、犬儒主义，美国——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爱国主义。我也从中国人和美国人的交往过程分别又关联性地发现，美国人很少谈过去和未来，而集中于过好现在，中国人则总被过去与未来绑架，而过不好现在。

　　八

　　2012年夏天来到哈佛之后，我用大概一年时间专门研究了中美关系的实质，尤其从美国战略家们如何看待中国崛起的视角，观察东亚的地缘政治经济走向何方。在哈佛，除了出国留学的精英之外，还有大量政府高官、大学教授、企业家等经常过来进行中短期的访学和培训。几乎每天都有与“中国崛起”相关的，抑或相关问题的讨论会。那些高官或教授不仅从美国人来看，连我都感觉到是“代表国家”的，因此说话特别谨慎，甚至比在国内还保守，怕在境外出问题。

　　我在哈佛切身体会到“中国”在走出去，美国当地的师生们对“中国”也颇有兴趣，会主动跟中国人打招呼，进行交流。我在中国将近十年的经历是一种福利，能够给自己带来围绕中国问题与西方学者拉近距离、走进圈子的机会;但作为一个日本人，看到“日本”在哈佛的影响力和号召力逐渐衰退，心情有些复杂。

　　今年“习奥会”上，习近平主席说“太平洋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中国梦与美国梦是相通的”。言下之意，中国与美国可以平起平坐，建立对等的大国关系。美国内心，包括政界和学术界对此未必接受——在相当一部分美国人眼里，美国仍是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保持这种国际格局符合美国的利益。

　　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在最新著作《中国走向世界：局部力量》(China Goes Global-The Partial Power)里明确表示，中国当前及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将处于“局部力量”(partial power)的状态：“倘若中国要成为美国那样在经济、外交、安全、治理以及其他领域具有综合力量和全球影响力的超级大国，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可能会获得这些特点，但在这之前，中国必将是一个局部力量。”沈大伟的言外之意是，中国的实力依然有限，短时间内不足以对美国构成威胁。

　　曾任卡特政府助理国务卿、克林顿政府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和助理国防部长，现任哈佛大学教授的“软实力”(Soft Power)概念提倡者小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最近一直提倡“Only China can contain China(只有中国才能遏制中国)”的论点。他今年1月为《纽约时报》撰文《不要遏制中国，要和它合作》(Work With China, Don’t Contain It)指出：“应对一个崛起的中国，遏制根本就不是一个合理的政策工具。实力的意义就是能够获得想要的结果。有时候，美国与别国合作时，比单纯压制别国时，实力更强。”

　　这也是我到美国一年来始终感觉到的美国战略家观察中国背后的潜意识。用我自己的话概括就是：“美国依然强大，世界需要美国，美国的地位关键在于自身具有渗透性的实力与具有普世性的价值观。对于中国，美国只需要展开务实外交，不需要刻意遏制，中国最后会受制于中国自身的问题。”

　　美国主流战略家看到中国崛起之后，从“重振自身”的角度，而非从“遏制对抗”的角度采取应对措施，并动员丰富的社会资源重新发现美国潜在的力量在哪里。他们认为，中国的崛起是带着这样那样的问题的，尤其周边国家，包括民主国家都在警惕社会主义中国的不透明的崛起。因此，他们的结论在我看来是：“中国越崛起，世界越需要美国。美国要做到的不是遏制中国，而是重振自己。关键在于自己。至于中国，等着它自我崩溃。”

　　我体会到这些对决策层颇有影响力的美国战略家的态度与看法之后，感觉到，能够通过自由民主的讨论不断发现自己、调整自己、重振自己的美国还是充满活力的社会。作为一个日本人，我也深感，今天日本需要的正是这样的讨论空间与政策环境。美国战略家比日本战略家高明多了。他们站得高，想得深，看得远。

　　2013年9月10日，我去听了小约瑟夫·奈教授的演讲，主题是“美国对中国与日本的战略”。奈教授在演讲中介绍说，中国的官员经常问他

　　“如何提高软实力?”这一问题，他的回答很简单，就是“放松(Relax)”。

　　这是一个相当单纯，中国领导人却多年不敢碰的“圣域”。

　　中国社会真正“放松”的时候才是中国崛起的真正开始。我相信，那一刻，才是约瑟夫·奈教授等美国战略家要真正出冷汗、开始着急的时候。在这个意义上，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倡“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无疑是好消息。因为，市场化才是让中国社会“放松”的前提，在资源配置中政府起决定性作用的社会是不可能放松的。在《决定》聚焦的“2020年”这一关键时刻之前，中国高层在多大程度上下决心推动市场化，中国社会在何种程度上得到放松，必将影响中国的未来以及中国人的命运。

　　我坚决认为，只要中国社会得到国际社会上普遍意义的、正常的放松，中国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是前途无量的，无论是经济指标、城市建设、教育水准、文化作品、学术成果、市场活力、品牌建设、企业水准、对外交流以及媒体报道等，都能够达到让全世界感到震撼的境界。那个时候，中国会开始改变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