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想要过更好的生活，”安吉莉卡说。
波尔高中很难帮她们实现这个目标。除了上过当地报纸的缉毒犬博斯科（Bosco），校园里还安排了四个安全官员负责制止斗殴。在她们就读的最后一年，一起胡椒喷雾事件把50个学生都送到了医务室。德州只有2%的高中被评为“不合格学校”，波尔名列其中。
玛丽莎对于母亲在戒酒和治疗抑郁症之后成为了弟弟的好母亲 而感到惊奇。但是当她从芝加哥回来时，母女俩的冲突越来越激烈，以至于有天晚上G老师把她带走了。“我的确让她承受了很多，”玛丽莎的母亲帕姆·克拉夫特 （Pam Craft）说，“所有事情都是她自己完成的——我很为她骄傲。”G老师的笔记本上也记录着她多方面的观察：“日用品少得可怜”、“学生不堪重负”以及 “她基本上是自己在养活自己”。
在指责母亲总是选错男人的同时，玛丽莎自己也遇人不淑，她找了个不上进的男友。这个男人总是让她失望，甚至还搞大了另一个女孩的肚子。但是他们几次分分合合，最后还是在一起。“他这样下去会拖垮她的，”G老师曾发出过这样的警告。
虽然生活动荡，玛丽莎却赢得了推荐奖，在州的技能测试中有 一半考试取得最高分，编辑年刊，还在加尔维斯顿的报纸上发表了两篇评论文章，其中一篇谈到了她弟弟与自闭症的抗争。因为要打三份工，她的功课落下很多，差 点就不能毕业，但她还是以全班前四分之一的排名完成了学业。她总是厄运连连，却总能幸免于难，永远不知道哪种运气会占上风。
从芝加哥回来之后，比安卡跳了一级，这样她就能和玛丽莎还有安吉莉卡一起毕业了。
安吉莉卡的成绩一直保持在A的水平，四年下来，她的平均绩 点达到了3.9。她的一个导师在评语里写道：“（她）聪明过人、专心致志。”在学术评估测试（SAT）中，她的数学和阅读部分考了1240分，在全国排在 前84%。有个德语老师突然离职，学校就请她把第一年的课程教完。
安吉莉卡的课外生活围绕着她的男友弗雷德·韦弗（Fred Weaver）。他比安吉莉卡大三岁，开一辆黄色的雪佛兰克尔维特（Sting Ray）跑车。弗雷德对感情很投入——“夫人太太”认为他过于投入，并提醒安吉莉卡别因为谈恋爱影响她上大学。弗雷德的父亲在当地经营一间家具店，大家都 知道弗雷德的愿望就是能和安吉莉卡一起经营这家店。
高中的最后一年过得飞快。在择校方面，G老师尽力引导这些 恐慌又困惑的学生。虽然参观了很多所大学，但她们在择校时，并没有像很多富裕学生那样，享受到外界无微不至的帮助。比安卡因家人和她那年长男友的缘故回到 了小岛，选择了社区大学；玛丽莎选择了圣马科斯的德克萨斯州立大学，因为“申请是最简单的”。
安吉莉卡只申请了西北大学（Northwestern），当她收到拒信的时候心灰意冷。后来她赶在截止前最后一分钟申请了亚特兰大的一所学校，这所学校之前给她发过邮件。但是，她直到入学后才发现她所收获的“非比寻常”。
埃默里大学当年的学费将近五万美元，但这是一流大学中极少数承诺只要学生足够优秀，被录取后都能满足其经济方面需求的学校。学校甚至还推出了一项为高债务的贫困学生减轻负担的计划。“不应因为经济压力的阻碍而放弃他们的目标和梦想，”网站上这样写道。
在1000英里之外，这所看不见的校园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吸引力。安吉莉卡说：“一生中你有几次机会能彻底重塑自我呢？”
贫富差距加大
如果玛丽莎和安吉莉卡认为上大学能让她们和其他低收入学生区分开来，那她们想得没错。在收入排在最后四分之一的学生中，只有不到30%的人能够升读大学。而在这个群体当中，只有不到半数能毕业。
收入总是和学业成就挂钩的，但是这一因素的影响正在扩大。斯坦福大学的社会学家里尔顿研究了过去25年来的阅读和数学考试成绩，发现高收入和低收入学生之间的差距增加了40%，而黑人和白人之间的差距已经缩小。
以往，种族对于成绩的影响比阶级的影响更大，现在的情况却正相反。以八年级为例，白人学生比黑人学生的成绩平均高三个等级，但高收入学生比低收入学生的成绩水平要高四个等级。
“种族差距很大，但是收入差距更大，”里尔顿教授说道。
有一种解释，简单来讲就是富人显然变得更加富有了。在上一代，排名在第90百分位的家庭收入是在第10百分位的家庭收入的五倍，现在已经达到十倍之多了。
但是，随着计算机实验室取代了“手艺课”（指技术培训课程），学校也发生了变革，父母的收入和教育变得更加重要。以前SAT的辅导老师很少，即使出得起钱的家庭也很难请到老师。而现在他们成为了这种巨大的“学前辅导产业”的一部分。
当然，教育的回报也增加了——大学毕业生的收入大大增加——富裕家庭在教育上投入的更多。哈佛大学的教授邓肯和理查德·莫尼恩（Richard Murnane）指出，他们投入的资金是低收入家庭的三倍，主要用在了课外活动上，比如运动、音乐课程和夏令营。
除此之外，高收入父母，尤其是父亲，在养育子女方面投入了更多时间，而低收入家庭中的父亲在家的时间更少了。G老师表示，“三胞胎”过于依赖她们的男友的一个原因是：“她们的父亲都不在身边。”
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的社会学家安妮特·拉鲁（Annette Lareau）认为，富裕家庭在获得支持方面也存在优势：在子女需要帮助的时候，父母能更快介入，而低收入家庭通常会惧怕和听命于学校领导。这个问题贯穿 于玛丽莎和安吉莉卡的整个大学旅程。
“中产阶级的学生感觉学校应该会回应他们的需求，”拉鲁教授说道，“而工人阶级以及贫困学生没有经历过这些。这让他们更加脆弱。”
布鲁斯金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的马修·M·秦格斯（Matthew M. Chingos）发现，即使低收入学生的技能测试成绩高于富裕学生，他们中能完成学业的人数也还是要少。在成绩高于平均分、但收入低于平均水平的八年级生中，只有26%的人能够获得本科学位；而在成绩低于平均分、但更富裕的学生中，能拿到学位的人占30%。
“这些学生为了考到平均分以上，已经克服了巨大的障碍，”秦格斯先生说，“但拿到大学学位的人如此之少，真令人不安。”
“三胞胎”开始了大学生活
玛丽莎在德克萨斯州又耽搁了两个小时。当她到学校的时候，汽车的电瓶没电了。她含泪给G老师打电话，G老师教她做了跨接启动。室友们都有父母帮忙拉箱子、陪伴在侧，而玛丽莎只能自己整理行李。距离开课还有四天时，她惊慌失措，开了200英里的车回到家。
对于大家都在谈论的“离开”，她的纹身表现出对家乡的自豪之情：她是“小岛出生的”（born on the island，简称BOI）。她的外祖父母命令她回到学校。“我真的不想离开”这个岛，玛丽莎说道。
学期过半，她觉得她去德州州立大学的决定是错误的。她在错误的时候离开了家。她想搬回加尔维斯顿，和比安卡一起读社区大学，然后再转到四年制的学校。然而当她试图归还德州大学的经济援助时，她发现已经太迟了。在满是丘陵的校园里散步了很久，她最终想通了。
“我意识到加尔维斯顿没有什么可以给我的，”她说，“这里才是我该呆的地方。”
安吉莉卡要付出昂贵的代价。作为一所精英学校，埃默里大学 招收的低收入学生的比例非常高——他们当中有22%的人可获得佩尔奖学金（Pell grants）——相比之下哈佛大学只有11%的贫困生能得到这个奖学金——而且埃默里本身也提供相当丰厚的助学金。但是安吉莉卡没有填完申请经济援助的 所需表格。
她到很晚才开始考虑埃默里，申请程序复杂，而且她在填写关 于她父亲的问题时耽误了一阵，她甚至都不知道怎么联系上他。尽管埃默里每周发送邮件和少数族裔学生课程邀请，但这些邮件都发送到了学校的账户里，安吉莉卡 还没学会怎么收邮件——总共有17个学生遇到了这个问题。事情从一开始就把她搞得稀里煳涂。加拿大华人网 http://www.sinoc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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