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呱呱落地后，听到的便是邓丽君那柔曼歌声，看到的便是阿童木和一休的动画故事的，现在有一个称呼“80后”。这是一个庞大的青年群体。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当今“80后”有2亿人左右。这是一个社会评价歧见迭出的群体，又是一个评价标准很难统一的群体。
中国的“80后”身上，有两条却是共同的。一是其价值取向，一般都关注于个人的生存与发展状态，而很少关注意识形态层面的宏大叙事，而更多还是利益考量的选择。这已然暴露出在同样的年纪里，他们有着远比父辈幽深的心机。二是“遗忘”历史。许多“遗忘”，并非人主观的遗忘，而是一番剪裁、一番噤声的结果。因此，当代中国人的集体叙事变成了掩过取功，中国人的集体记忆则沦为隐恶扬善。
通过以上两代人的大致描绘，可以肯定，中国人与日本人之间没有君子与小人的差距，更不会有人与非人的差异。抽去各自的时代内容，两个民族在对外部世界的感知，在对内心世界的体验上，其实有着很大程度的相近。这种相近，决定了只要彼此不有意无意地“误读”，中国人和日本人互相理解起来，绝不会比在东海油气田上两国共同开发更难。
二、使用“爱国主义”得十分小心
其二，日本人不老实，缺乏对过去战争责任深刻、具有诚意的“认罪”。
在中国文化中有“成王败寇”的传统，历史由胜利者书写，失败者必自称“罪臣”。中国人的认罪，往往不是出于道义复苏，或是日本文化中强烈的耻感，而是“求饶”的代名词。从1972年9月29日的《中日联合声明》，到2001年10月，小泉纯一郎首相在参观位于卢沟桥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之后发表谈话，日本历任首相和天皇，已就过去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伤害和巨大痛苦，表示了21次的“谢罪”。但要让日本作出让中国人满意的 “谢罪”，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是不可能的。何况大和民族素来“臣服”的只是强者，在一些上了年纪的日本人看来，1945年投降的日本，远不是败于中国之手。
日本不像“二战”后的德国民族。德国民族对纳粹罪恶的反省，对当时德国人全部沦为共犯结构的一环，以及当时德国人集体的灵魂堕落，都作了深刻的忏悔与反省，这方面的著作可谓车载斗量。但在如何避免重走历史道路、永远告别军国主义的魅影上，日本人的认真和精致，却几乎发挥到了极致。在世人看来，最为瞩目的是在经济、科技、政治乃至在制度方面，大力吸收西方世界成果的明治维新，却摒弃了精神文化层面的自由、人权、悲悯等普世价值。这一近代化的根本迷失，终于在战后日本重建现代化国家的路径中找了回来，并给予先前仅叩拜于天皇制与武士道的国民性格以脱胎换骨的改造。在这方面，日本人自己也为之自豪。
对于国家那段灾难历史，日本国民最普遍的反思就是：
军部成为实际上的国家权力中心，与战争动员系统相配套，整个国家自上而下高度集权，军国主义势力对民主制度和公民社会大肆摧残，一群野心家与嗜血狂，以国家利益和天皇的名义，转移国内矛盾，压制不同的声音，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议会政治不复存在，不支持战争的议员和政治家遭逮捕甚至刺杀。严格的新闻审查制度下，整个国家除了以愚民为目的的煽动，再也听不到一点理智的声音，直到半个列岛即将变成一片焦砾碎瓦时，很多百姓还沉浸在“大东亚共荣圈”的清秋大梦中。战后，日本自卫队和国家政治之间构筑了一道坚实的防火墙，军人不得参与政治，更不能当议员。当年军人是这个国家独领风骚的英雄，是随时准备为天皇牺牲的勇士；现在，日本人更多的是将当兵视为一项收入不错的职业而已。今天，一个开放、外表平和的防卫省，替代了昔日封闭而又喧嚣的军部。
防卫省本部，位于东京新宿的一座小山坡上，门口路人熙熙攘攘，车轮如梭，如果不是房顶上布满碟形天线的高塔，及隐约可见的直升机坪，还以为这是某个大财团的总部。即便大雨在即，门厅前总有数十名参观者，在等待接待小姐招呼他们进去。接待小姐一个个娉娉婷婷，面若银盆，一身浅黄色的制服，逢人便鞠公开致意。只要提前两个月预约，谁都可以进防卫省参观。其接待室里，为参观者准备了大量免费资料，有时事新闻，自卫队在海外参与的救援行动，以及防卫装备方面的专题介绍……许多资料的封面上印着“ALL FOR PEACE ”（一切为了和平）的字样。
战后日本，通过一整套权力制衡的制度设计，消解了极权体制。在没有中国式的政治动员的情况下，国民选举的投票率一般高达百分之七八十。各州道府县政府须对自己的选民负责，与中央政府不存在直接隶属和任命关系，均有很大的立法自主权和活跃的地方议会，地方法院甚至可以判决首相违宪。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在野党，都各有鲜明的政治纲领，因它们不断为获得执政地位而努力，对现在的执政党便构成有力的制约。虽然，这套政治体制当年是在美国人的监督下颇有些屈辱地建立起来，但今天的日本人，却体会到了它的好处，并发自内心地呵护它。
国家利益不再具有至高无上、可以剥夺人民一切权利的地位。使用“爱国主义”这个词，得十分小心，因为容易让人联想起军国主义。2005年，在对中学生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只有13%的日本中学生看到国旗时感到自豪。日本的中小学教育，可能让中国人吃惊中小学教师的最大的工会组织“日教组”，是由日本共产党控制的，他们否认天皇，否认自卫队，否认太阳旗，否认“君之代”（日本国歌）。因为日本没有《国旗国歌法》，前几年文部省要求学校在学生毕业仪式上升国旗、唱国歌，遭到很多学校抵制。
“日本让你感到自豪的是什么？”这是多年来日本政府主持的民意测验里向受访者提出的一个问题，其国民最多的回答是：悠久的历史传统、美丽的自然风光以及斑斓的文化艺术。在一连串民意测验中，只有3%～4%的受访者，表示为大和民族的团结而自豪。有近80%的人，认为没有必要培育爱国心。
在一个同样有着东方传统的国家里，日本的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不仅在亚洲，就是在世界也走在前列。
新闻是国民的看门狗，就是用来监督政府的，谁敢干涉新闻自由哪怕只干涉一点点，这本身就是可能引起政府垮台的天大的新闻了！在日本，打开电视，几乎随时能看到大量的公共政策辩论，不同的观点碰撞交锋，对政治人物的公开臧否和监督。在一个以自由民主为主流价值的健康社会，让代表社会各个阶层、各个利益集团的各种声音充分发言，交相辩论，在各种理论和流派的博弈、证伪、试错的过程中，一种相对合理、有利于全社会的真正的“主流价值”才会形成、凸现。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社会距离真正的和谐，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日本，有大量对于军国主义深刻反思的批判言论和著作，可惜因少有翻译，中国老百姓很难看到。其中的扛鼎之作是井上清的《天皇的战争责任》，日本现代出版社1975年8月出版。作为一名历史学家，井上清以相当丰富的材料，证明了战争和裕仁天皇是有关系的，应追究裕仁的战争责任。次年再版重印。 1989年，明石书店以《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为书名第三次出版。1991年，日本最著名的出版社岩波书店，又恢复原书名第四次刊印。1998年，井上清又编辑了《日本军队在中国做了什么》一书，集中揭露了侵华日军“甲午战争中的旅顺大屠杀”、“上海八一三事变中的暴行”、“南京大屠杀”、“在河北与山东的‘三光政策’”、“地道战”、“毒气战”、“对农业的破坏与掠夺”、“从军慰安妇”等罪行，并且，提出“追究真正犯罪没有时效，应该永远追究战争责任”。
在日本，有一批知识分子与井上清的立场相同，几十年来锲而不舍地追究日本的战争责任。200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举行了一次“日本军国主义研讨会”，尽管此时中日关系走向低迷，却仍有不少日本学者顶住压力前来，他们为中方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材料，用以揭露日本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中国犯下的战争暴行。
日本龙影公司、北京电影学院青年电影制片厂和北京中坤影视制作有限公司联合摄制了纪录片《靖国神社》。制片方对日本媒体的宣传放映刚刚开始，随即引发了岛内左、中、右不同立场的各方人士的激烈反应。12月13日的《周刊新潮》发表文章认为，《靖国神社》虽然是一部罕见地展现了有关靖国神社各种矛盾冲突现象的电影，但导演将“靖国刀”与“百人斩竞争”、天皇与战争历史的影像以及“皇军”刀砍中国人的照片交错组合在一起，不得不说是一部强烈的、甚至于露骨的“反日电影”。因为由日本文部科学省管辖的“日本艺术文化振兴基金” 资助了该片的后期制作，否定“南京大屠杀”的亚细亚大学教授东中野修道主张，影片中使用的一些“皇军”刀砍中国人的照片是“捏造”，或出处可疑，该“基金”用日本国民的税金资助这样的电影是不能容忍的，从而提出要让制作方退回资助金的要求。对此，“日本艺术文化振兴基金”针锋相对：“纪录片多带有强烈的社会性与政治性。对于《靖国神社》，我们也曾进行过激烈的讨论，但是，评委会最终决定对之予以资助；在影片完成后，经过确认，我们认为电影与原来的企划书并没有很大的差异，为此，我们必须尊重导演的作家性和创作权，即使有异议也不会横加干涉，提出强加的修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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